工部郎中王佑到王振府中探望。王振留意王佑没有留当时非常流行的胡须，就问他说：“你怎么没有胡须啊？”
王佑不假思索地朗声回答：“老爷没有胡须，儿子我怎么敢留呢？”
这句话使王振哈哈大笑，于是收下王佑做干儿子，并立即提拔王佑为工部侍郎。
一时间，王振的权力可谓顶了天。如何形容其人权势之大呢？举例而言，当时满朝文武大臣中，以英国公张辅地位最高。张辅生父张玉原是元朝重臣，还在蒙古统治中原时期，就已经是个响当当的人物，担任元朝的枢密知院，相当于军政最高长官。元顺帝败走大漠后，张玉“从走漠北”，跟随蒙古皇室在大漠中生活了十八年，但他思念故土，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摒弃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万里来归，投在当时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麾下，从五品的副千户做起，逐渐变成朱棣手下最得力的大将。后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以成大事，夺取皇位，最大的功臣便是谋士姚广孝和武将张玉。
张玉本人“出师未捷身先死”，在东昌一战中为了救护朱棣而英勇战死。朱棣痛极而泣，称其靖难功当第一，登上皇位后，追赠张玉为荣国公，又娶张玉之女为贵妃。明仁宗朱高炽亦娶张玉孙女为妃，即位后又加封张玉为河间王，并将其和东平王朱能、金乡侯王真、荣国公姚广孝的灵位一同放在明成祖朱棣的宗庙中，是为人臣之最高荣誉。
张辅是张玉长子，但其显贵却不完全是沾了父亲的光，大多是凭自己的才干。他自幼追随父亲于军中，久历战阵，智勇双全，是靖难功臣中少有的优秀青年将领。朱棣即位后，封张辅为侯安伯，食禄千石，永乐三年（1405年）又进封新城侯，加禄三百石。而张辅一生中，最显赫突出的战绩则是在征伐安南[42]的战场上。
安南在汉唐时为中国的一部分，五代时独立，但名义上仍是中国属国。大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亦曾册封安南国王陈氏，遂成惯例。此后，凡是安南新王登基，均需要得到明廷正式认可。
到了永乐一朝，安南内讧加剧，原国王陈氏一族被灭，胡氏上台，明成祖朱棣不欲过多干涉，便顺水推舟地承认了新国王胡汉苍的地位。
不料平地风云再起，前国王陈日烜之孙陈天平辗转来到北京，当面向朱棣哭诉道：“贼臣侵思明府，夺其土地，究其本心，实欲抗衡上国。暴征横敛，酷法淫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陛下德配天地，亿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兴灭继绝，此远夷之望，微臣之大愿也。”
这一番声情并茂的言语深深打动了皇帝。但朱棣尚不能确认陈天平的王孙身份，并没有当场表态，只将其安顿下来。
不久后，安南新国王胡汉苍派使者入明廷朝贺。朱棣将陈天平也叫了出来，安南使者“皆错愕，或有下拜者”。如此，陈天平的王嗣身份已无可怀疑。朱棣决定帮助陈天平复国，先派人谴责安南国王胡汉苍。胡汉苍倒是爽快，诚恳上书，表示愿意将安南王位让回给陈天平。朱棣信以为真，遂派人护送陈天平回国。不料胡汉苍预先设下了伏兵，在护送明军的眼皮底下杀死了陈天平。
朱棣起于马背，本是嗜武如命之人，之前考虑到西南山高路长，这才想要不战而胜，却没料到胡汉苍不顾信义。皇帝被彻底激怒，决定派兵讨伐安南，张辅被选中为明军主帅。张辅亦不负所望，安南遂平。明朝廷改安南为交阯布政使司，在安南正式建衙，并派专人管理[43]。
张辅亦因平定安南而备享荣耀——进封为英国公，岁禄三千石。明成祖朱棣又赐宴于奉天殿，亲自作赋《平安南歌》。
朱棣太子朱高炽娶张辅之女为妃，即位为明仁宗后，命张辅掌中军都督府事，并加官太师。张辅愈发显赫，成为明廷地位最高的武臣，威震中外。
可惜的是，明仁宗朱高炽天不假年，仅做了九个月的天子，便“无疾骤崩”在钦安殿中。由于皇帝死得突然，去世前三天还在“日理万机”，从不豫到驾崩，前后仅两天时间，死前并无明显征兆，且距其父明成祖朱棣之死仅十个月，因而朝野流言颇多——
有说明仁宗是因为纵欲过度而死，且言之凿凿，大臣李时勉甚至因劝谏此事而被下锦衣卫诏狱，几近丧命；有说明仁宗死于后宫之争，郭贵妃欲以毒酒毒害张皇后时，误杀了丈夫[44]；有说皇帝猝死是服用了治疗阴症[45]的金石之药，中毒身亡；还有传闻说明仁宗是被亲生长子朱瞻基下毒谋害而死[46]。
无论真相如何，壮年天子登基未足一年，骤然去世，再度造成了明廷权力真空，时局陡然紧张了起来。彼时皇太子朱瞻基人在南京[47]，紧急返回北京继位，是为明宣宗，即历史上著名的“蟋蟀天子”，时年二十八岁。
明仁宗亲弟朱高煦时封汉王，就藩山东。朱高煦在“靖难之役”时立有战功，多次营救明成祖朱棣于危难之中，于是恃功骄恣，凶悍不法。他素来瞧不起朱高炽、朱瞻基父子，一直暗中窥测大宝之位，预备以其父为榜样，趁侄子明宣宗朱瞻基地位尚不稳固时谋反，以武力夺取皇位。但朱高煦就藩于外地，还需要朝中文武大臣的支持。他首先将目光投向了张辅，显然，如果能得到张辅的帮助，必会事半功倍。
靖难之役时，朱高煦与张辅曾经共同出生入死，交情匪浅，朱高煦对拉拢对方一事甚有把握，派亲信枚青秘密入京，倾心笼络张辅为内应。结果，张辅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枚青捆绑起来送入朝中，并向朱瞻基请求，由自己亲自率兵平叛。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初一，汉王朱高煦趁北京地震之机，在乐安起兵谋反。朱瞻基出人意料地决定御驾亲征，张辅跟随军中指挥作战。在强大的攻势和心理压力下，朱高煦被迫出城投降，乱事遂平。张辅因功加禄三百石，朝夕侍奉皇帝左右，谋划军国大事，手握重兵，威名益盛。
到明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张辅已是四朝元老，是明廷举足轻重的重臣，兼之其姊是明成祖朱棣贵妃，女儿是明仁宗朱高炽妃子，有皇亲贵戚的身份，无人能出其右。大宦官王振倚仗有宠于明英宗而干预朝政时，张辅因名尊位崇，并不将王振这等阉宦放在眼里，时常当面与其据理以争。王振对其恨之入骨，后来终于找到机会弹劾张辅，派锦衣卫将他抓了起来。但因张辅是历朝勋旧，王振也不能奈之如何，只是借名明英宗之口，命杖其二十，以此来折辱张辅。
这杖刑便是廷杖，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奇特的发明，后来为其子孙继承，成为明廷政治的一大特色。廷杖即在殿廷杖责大臣，受刑地点在承天门[48]后边、午门前面。关于这一刑罚的实施，没有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分官职大小，不管是德高望重的文臣，还是功勋赫赫的武将，只要惹怒了皇帝，一声令下，就会立即被拖到午门打屁股。
负责行刑者是锦衣卫校尉，监刑者则是司礼监太监。表面上，廷杖是由皇帝下令执行，但受杖大臣的死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刑宦官。锦衣卫校尉行杖前，先看司礼监太监的靴尖，如果靴尖向外成八字形，那么他们便会尽可能地手下留情；若靴尖向内一收，便表示要下重手，不必顾忌[49]。
张辅既是因得罪了司礼监大太监王振而受杖，二十杖虽不至于送命，但却也吃足了苦头。而在紫禁城午门当众受刑，带来的不仅仅是肉体的痛楚，还有肆无忌惮的羞辱——
张辅所封英国公，是大明最高世袭公爵，兼之其妹是明成祖贵妃，女儿又嫁给明仁宗为贵妃，辈分远远高于当今英宗皇帝，就连太皇太后张氏也尊其为长辈，而今却被一名阉宦羞辱，堂堂英国公尊严荡然无存，日后何以在朝堂立足？
深宫中的太皇太后张氏听闻消息后，急忙派人去阻止，但是已经来不及。太皇太后勃然大怒，立即将王振宣进来，当着明英宗朱祁镇和众大臣的面，怒斥道：“你不过是侍奉皇帝起居的太监，却做了这么不法的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死！”
宫中女官立即将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王振吓得魂不附体，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明英宗朱祁镇见自己最亲信的宦官要被斩杀，连忙匍匐在地上，替王振求情。其他大臣见皇帝下跪，只好也跟着跪下求情，连张辅也跪下了。
这位太皇太后张氏，正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皇后、明宣宗朱瞻基的生母、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氏原是指挥使张麒之女，贤慧贞静，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封燕王世子妃，永乐二年（1404年）封皇太子妃。她嫁给朱高炽后，谨修妇道，侍公公明成祖朱棣极其恭谨，经常亲自下厨做饭，因而深得朱棣喜爱，朱棣曾经说“幸得佳妇”。朱棣一直不喜欢肥胖多病的长子朱高炽，而喜欢英武的二子朱高煦，朱高炽得以保全储位，也幸亏张氏从中调停。后来朱高炽登上皇位，立张氏为皇后，一直对其敬爱有加。
明仁宗朱高炽死后，太子朱瞻基即位为宣宗皇帝，尊封母亲为皇太后，张氏由此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一位皇太后。朱瞻基性格坚定，文武兼备，有勇有谋，即位之初即一举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又停止对外战争，与民休息，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守成之君。
当时海内安宁祥泰，朱瞻基侍母至孝，入奉起居，出奉游宴，四方有所进献，即便是微小物品，也一定要先奉送给张氏。两宫慈孝天下皆知，张氏从此安心颐养天年。
然世事难测，宣德九年（1435年），朱瞻基短暂患病后意外驾崩，年仅三十八岁。皇太子朱祁镇时年九岁，还是个孩童，根本无力主政。朱瞻基遂在临死前留下遗诏：“皇太子祁镇嗣皇帝位。诸王宗室悉遵祖训，谨守藩国。嗣君年幼，惟望圣母皇太后朝夕教训，尔文武大臣尽力辅导。”又特别强调说：“国家重务白皇太后。”意思是让张氏摄政。
明朝立国之后，明太祖朱元璋立有严令管制内宫及外戚，规定皇后只能管宫中嫔妃之事，宫门之外不得干预。宫人不许跟皇宫外边通信，违者处死。外朝臣僚命妇按例于每月初一、十五朝见皇后，其他时间，没有特殊缘由，不许进宫。皇帝不接见外朝命妇。皇族婚姻选配良家子女，后妃必选自民家。外戚只给高爵厚禄，不许干闻政事。而明宣宗遗命请母后张氏摄政，无疑是明朝历史上的创新之举，由此也将张后一举推向了前台，使其成为皇室和宫廷的政治网络中的关键人物。
明仁宗共有十子，长子朱瞻基及第三子朱瞻墉、五子朱瞻墡均为张后所生。少子朱瞻墡为人宽厚贤直，就藩襄阳，在藩王中资望最崇，素有令誉，最得张后宠爱。明宣宗意外病殁后，朝野中谣言四起，传说太皇太后张氏嫌太子朱祁镇年幼，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为由，下令印绶监取出襄国金符[50]，欲立襄王朱瞻墡为帝。然因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反对，坚称“立国以嫡”，事情这才拖了下来。
流言纷纷，臣民不知是真是假，人心思乱。张后紧急宣召群臣到乾清宫，亲手将年幼的孙子朱祁镇放到皇帝的宝座上，对群臣宣布说：“此新天子也。”群臣山呼万岁，浮议乃息。如此，明英宗朱祁镇才顺利即位，而张氏也成了太皇太后。
因朱祁镇年纪尚幼，不能亲自理政，群臣一再上书，请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张后道：“先帝选了这么多的肱股大臣，就是为了让众位卿家来辅佐朝政。现在皇帝年幼，你们更应该用心辅佐，不要懈怠。我一个妇道人家，怎么能垂帘听政呢？不要因此而坏了祖宗的家法。”始终不愿意听政。
张氏又召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及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内阁大学士入内，谆谆告道：“你们都是老臣了，如今皇帝年幼，望你们同心协力，共同维护国家的安定。”由此将这五位老臣定为正统新王朝的核心，然朝廷大政均须奏请张氏而后行。
而今王振借英宗皇帝之口对张后亲自指定的五辅臣之一的张辅下手，表面是宦官擅权乱政，但若没有皇帝的支持，他焉敢如此？这看起来倒像是个明显的信号——太皇太后已经老了，前朝老臣也已经老了，英宗皇帝长大了，该归政给他了。
张后久历风浪，很快就猜及此点。当年明宣宗骤逝，太子朱祁镇年幼，她的确曾有改立亲生少子朱瞻墡为帝的想法，许多宫人都知道这件事，大概朱祁镇也听说了，所以任凭王振胡作非为，甚至不惜对她亲自指定的重臣廷杖立威，以报复当年之事。
唉，她确实老了，既援救张辅不及，也不愿意因此再与孙子结怨，于是便饶恕了王振，但又厉声警告道：“皇帝还年幼，不懂得宦官祸国殃民的道理。今姑听皇帝及诸大臣，暂将他头颅寄下，但从此以后，切不可令他干预国政！”
经此一事后，王振气焰大为收敛，但由于票拟制度使然，宦官干预国事还是免不了的。此后，张后时常派人到内阁询问政事，一旦得知有王振独断而未交内阁商议的，便立即派人责问。王振无法真正擅政，遂不敢再公然为非作歹，但背地里没少花心思。
太皇太后张氏所指定的五辅臣中，张辅自遭廷杖后，变得沉默寡言，再不敢与王振作对，甚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站在了王振一边，如支持王振对麓川思任发[51]用兵等。礼部尚书胡濙是四朝老臣，更是个好好先生，从不多事。如此，执政大臣便只剩了杨荣、杨溥、杨士奇三位内阁大学士。
杨荣原名杨子荣，字勉仁，建安[52]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性情警敏通达，谋而能断，老成持重，尤其擅长谋划边防事务，史称其“挥斤游刃，遇事立断”，被比作唐代的姚崇。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武略见重的杨荣受其赏识，得以入阁，累迁至文渊阁大学士、翰林侍读，任首辅，多次随侍朱棣出征。朱棣称其为“杨学士”而不直呼其名，军务均委托给杨荣。
明成祖朱棣病逝于塞外后，众人惶然不知所措。杨荣为防止军心涣散生变，也为了避免一直窥测大宝之位的汉王朱高煦、赵王朱高燧趁机作乱，坚持秘不发丧，严密封锁消息，并搜取军中所有锡器，销熔后打造成一口棺材，将朱棣遗体装入内中密封，避免尸臭外溢。又将承造的工匠杀了灭口。每日还是照例进餐、请安，只是皇帝的车帘再也没有掀开，皇帝也再没有说话，军中一切如常，是以旁人均不知皇帝已经驾崩。杨荣和宦官海涛则轻骑赶回京师，禀报太子朱高炽。朱高炽立即派儿子朱瞻基出京迎丧。由于杨荣的精心安排，总算没有爆发什么叛乱，朱高炽顺利登基为明仁宗，政权得以平稳过渡。杨荣因功拜太子少傅、资善大夫、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并食三禄。
杨溥字弘济，号澹庵，湖广石首[53]人，与杨荣同为建文帝二年（1400年）进士，授翰林编修。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侍皇太子朱高炽为洗马，祸福均因此而起。
永乐十二年（1414年）闰九月，明成祖朱棣北征回师，汉王朱高煦随征，乘机进谮。朱棣本就不喜欢文弱的太子，说得多了，不免心动。回到京师后，朱棣便以朱高炽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大加训斥，还下令将东宫官属全部逮捕。只有兵部尚书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因是朱棣“靖难”旧人而未被祸及。金忠不顾个人安危，拼死力保太子，才使得朱高炽未遭废黜，但杨溥等东宫官员却被关入了暗无天日的锦衣卫诏狱。
在这之前，已有大学士解缙受太子牵连而遭杀身之祸的前车之鉴。解缙字大绅，号春雨，吉水[54]人。自幼颖敏绝伦，有“神童”之称。五岁时，父教之书，应口成诵。七岁能述文，赋诗有老成语。十岁日数诵千言，终生不忘。十二岁尽读《四书》《五经》，贯穿其义理。
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成为名动一方的解元，时年十八岁。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与兄解纶、妹夫黄金华同登进士第，授庶吉士，读中秘书。同年，官至翰林学士。明太祖朱元璋非常器重他，命其常随身边。
然解缙成名既早，才气又高，难免恃才傲物，直言不讳，为人所忌，屡遭谗言。朱元璋认为解缙年轻气盛，缺乏涵养，必须闭门思过，修身养性，否则会成为众臣围攻的对象，于是命解父将解缙领回，又告道：“大器晚成，若以尔子归，益令进，后十年来，大用未晚也。”
解缙灰溜溜地回到家乡，闭门读书八年。朱元璋去世后，解缙入京吊丧，又遭大臣攻击，被新即位的建文帝朱允炆贬为河州[55]卫吏。直到建文帝四年（1402年），因礼部侍郎董伦求情，解缙才被召回京师，复职任翰林待诏。
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一眼相中了解缙[56]，随即建立内阁，命解缙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等入阁参预机务，明朝内阁制度由此开始。不久，解缙升为翰林学士兼右春坊大学士，为内阁首辅，又总裁《太祖实录》《列女传》，主编《永乐大典》，可谓备受皇帝信任。但由于他卷入立储之争，且站在朱棣不喜欢的朱高炽一方，终不幸引来杀身之祸。
当时北平已改称北京，设顺天府，不过京师仍然是南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迟迟不立太子，且命世子朱高炽居守北京，而次子朱高煦则随侍在京师南京，一疏一亲，已是显而易见。朱棣有意立次子朱高煦为太子，但立储事关重大，自古便以“嫡长制”为“万世上法”，朱棣若废长立幼，便是公开违背祖制，难以向天下臣民交代，因而他始终犹豫不决，便问心腹大臣解缙的意见。
解缙明知道皇帝心中已决定立朱高煦为太子，征询自己意见只是因为需要内阁的支持，仍然直言道：“为长，古来如此。皇太子仁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若弃之立次，必兴争端。先例一开，怕难有宁日，历代事可为前车之鉴。”
朱棣不答。解缙又顿首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宁不顾及好圣孙吗？”
好圣孙便是朱瞻基，为朱高炽长子，朱棣长孙。在朱瞻基出生的当晚，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做了一个梦，梦见太祖皇帝将一块大圭赐给了他，上面刻有“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大圭即是大玉璧，象征着权力。朱棣认为梦是瑞征，父皇朱元璋将大圭赐给他，表明有意将江山送给他，且那块大圭与传说中的传国玉玺很像。刚好孙子朱瞻基就在这个时候降生，朱棣认为梦中的情景印证在孙子的身上，非常高兴。朱瞻基渐渐长大，英气满面，嗜书好诵，智识杰出，朱棣深为钟爱。解缙深知朱棣心思，故意提到长孙朱瞻基，希望能因此感动朱棣。
隔了数日，朱棣画了一副《虎彪图》，命各廷臣应制陈诗。彪即为老虎的幼崽，图中画有一虎数彪，亲昵地在一起玩耍。解缙应声题了一首五绝，其诗道：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
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
这首诗非常巧妙，寓意深刻。朱棣终于被感动了，与解缙相视而笑，同意立朱高炽为太子，次子朱高煦为汉王，并令解缙撰写立储诏书，以告天下。可以说，解缙在立储一事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朱高煦深恨解缙。
朱高炽虽然被立为太子，危机却并没有解除，经常不合朱棣的心意。朱棣嫌弃朱高炽肥胖，特意吩咐御膳房给朱高炽减食，逼迫他减肥。有人看到太子饿得难受，就偷偷给他送饭。朱棣知道后，怒气难消，将此人杀死。与朱高炽的待遇相比，高大英武的朱高煦格外受到宠爱，礼秩甚至超过了太子标准。
解缙看在眼中，忧心忡忡，忍不住向皇帝进谏道：“陛下这样等于鼓励他们兄弟之间相争，实不该这样做。”
朱棣闻言大为震怒，认为这是在离间父子兄弟的骨肉之情，自此疏远了解缙。永乐四年（1406年），朱棣赐给内阁学士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唯独不给解缙。
朱高煦对解缙更是恨之入骨，便诬陷他泄露宫内机密，愈发激起朱棣的愤怒。不久，朱棣便以解缙在廷试时阅卷不公为名，将其谪贬广西。解缙刚上路，又说他胸怀怨望，改贬交阯。
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入京奏事，恰逢朱棣北征未归，只谒见了皇太子朱高炽，随后返回。朱高煦便说解缙为私见太子，故意趁朱棣外出时进京，无人臣礼。朱棣大怒，立即下令逮捕解缙入京下狱，拷掠备至。大理寺寺丞汤宗、宗人府经历高得抃、中允李贯、赞善王汝玉、翰林院编修朱纮、检讨蒋骥、潘畿、萧引高并及御史李至刚等人均连坐入狱，其中高得抃、王汝玉、李贯、朱纮、萧引高均死在狱中。还是解缙自认罪状，话中一个字都不提太子朱高炽，才没有因此兴起大狱。
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十三日，锦衣卫都指挥佥事纪纲按惯例献上囚籍，朱棣翻阅时见到解缙姓名，随口道：“解缙竟然还活着？”
纪纲心领神会，回官署后让狱卒故意用酒将解缙灌醉后，拖到积雪中埋起来，解缙活活冻死，年仅四十七岁。朱棣还不解气，又下令抄没其家产，将其妻子、儿女、宗族都流放到辽东。
杨溥等东宫官属受太子牵连被逮捕入狱，是继解缙被杀后，立储之争中的第二场大事变。杨溥等人入狱后备受折磨，饮食经常被有意断绝，又随时可能被明成祖处死。其他人难免心灰意冷，杨溥却更加勤奋读书，狱中十年，从不间断，读遍经史诸子。
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后，第一件事便是下诏释放杨溥等人。杨溥擢升翰林学士，掌弘文阁事。明宣宗朱瞻基时，又入内阁，与杨士奇等共典机务。
杨溥朴实正直，廉洁好静，恭敬谨慎，为人有“相度”，就连上朝时也总是低头循墙而行。大臣们论事争辩不下时，难免口不择言，甚至有人口出秽语，杨溥却总能平心静气地处理，大臣们无不叹服其气度。
杨士奇名寓，字士奇，号东里，以字行，泰和[57]人。一岁丧父，其母改嫁当时任德安同知的罗氏，杨士奇遂改姓罗。某次罗家祭祖，年幼的杨士奇自做土像祭祀杨氏祖先，被继父发现，盛赞其志，恢复其宗姓。后来罗氏因得罪权贵戍边陕西去世，杨士奇遂游走于湖广，一边教学一边侍母。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他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品格，很快他便声名在外。
建文年间，明惠帝朱允炆召文臣修撰《明太祖实录》，杨士奇以史才被荐入翰林，任编纂官。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改编修，主修《太宗实录》，累官左春坊大学士，迁少傅，辅佐太子朱高炽监国。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
明仁宗病重时，召杨士奇书写遗敕，召太子朱瞻基回京。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杨士奇担任总裁修撰《明仁宗实录》，力主罢兵交阯。又善于知人，喜欢推举寒士，甚至包括一些未曾谋面的人，名臣于谦、周忱、况钟等人均由其举荐。
明宣宗驾崩后，明英宗朱祁镇年幼，军政大事均由太皇太后张氏裁决。张后指定杨士奇、杨荣、杨溥为辅政大臣，与张辅等同心辅佐皇帝，下令所有部门议案均先经过内阁三杨的咨议后再进行裁决。时人议论三杨，称杨士奇有学者风范，杨荣有才干见识，杨溥有高尚品德，为其他大臣所不及。
王振也知道三杨是前朝重臣，威望卓著，且深得太皇太后张氏信任，自己一时难以动摇，因此表面上对三杨毕恭毕敬，还经常演一番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好戏。
一次，明英宗朱祁镇与小太监击球玩耍，王振看到三杨也在一旁，便装出痛心疾首的样子，对朱祁镇道：“陛下是万民之主，现在却耽于逸乐、玩物丧志，这江山社稷怎么办？”
朱祁镇虽是万民之主，却独对王先生又敬又畏，当即恭恭敬敬地听从，命人将球扔了。三杨没有看出王振是在演戏，反而由此对王振大加赞赏。
后来，王振再来内阁传旨时，三杨打破惯例，特地把王振请到屋内就坐。群臣见辅政大臣尚且如此，也不得不跟着礼敬王振，王振一时风光无限。
太皇太后张氏也知道王振有野心，但其人背后是英宗皇帝，一旦冲突起来，势必与孙子不睦。她已是耄耋老人，又怎能与少年皇帝争锋呢？这大明江山到底还是他朱家的。因而只要王振不太过分，她也不再多干涉。
如此过了一段时间，王振又故意问三杨道：“国家大事全靠三位老先生，不过三位老先生年事已高，以后该怎么办？”
三杨中为首的杨士奇答道：“身为老臣，自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振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杨荣最知兵事，谋略也最高，立即答道：“我辈已老，无能为力，应该以人事君。”
王振听了大为高兴，第二天就推荐四人入阁。如此，内阁增加到七名大臣，三杨立即显得势单力孤起来。杨士奇埋怨杨荣向王振让步。杨荣回答道：“王振讨厌我们，我们三人已老，就算不让他如愿以偿，他一定不会甘心。万一他说服皇帝，让某人入阁，我们也无可奈何。倒不如现在让他举荐，谅他还不敢援引小人。这四个到底是我辈中人，何碍？”
杨士奇这才明白杨荣的深意，深以为然。按杨荣的意图，是想预先把一些正直有才干的人引入内阁，培植外臣势力，一旦三杨退位，这些阁臣可以有能力对付王振的势力。只是，杨荣想到这一步棋的时候已经晚了。
到了这个时候，连三杨这样的元老大臣都不得不开始向王振让步，朝臣中的风气不问可知。但只要三杨在，王振仍然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势必要铲除三杨才罢休。
王振首先将矛头对准了杨荣。杨荣生活作风比较奢侈，好收受贿赂，最容易被王振逮到把柄。靖江王佐敬乘杨荣不在家时，私下送去一些金银财宝。王振得知后，必欲置杨荣于死地而后快。杨士奇不顾年老体衰，亲自为杨荣向皇帝求情，这才避免了灾难。
正统五年（1440年），杨荣请假回福建扫墓，归途中在杭州病殁，享年七十。
不久后，杨士奇请假回籍，王振趁机大做文章。杨士奇的长子杨稷曾经仗势杀人，王振怂恿言官翻案弹劾，阁议不加法办，只以弹章封寄杨士奇。但言官又列举杨稷横行不法的罪状几十件之多，内阁无法庇护，将杨稷交大理寺拘系，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案子没有立即审理。王振又故意让英宗皇帝下诏安慰杨士奇。这样一来，杨士奇自觉无颜还朝，不肯回到京师。三杨中只剩下杨溥，愈发势孤。而其余阁臣都是后进，无力与王振对抗。
三大殿落成后，朝廷举行了庆贺大典，赐文武大臣宴。明朝自建国以来，“中官不预外廷宴”，所以事先没有邀请王振。王振却因此大发雷霆道：“我就像周公辅佐成王一样，为什么不能在宴会上占一个席位！”
明英宗朱祁镇见不到“王先生”，也内心不安，问道：“王先生为何不来？”于是，开东华门中门召王振。王振从东华门步入宴会场地，百官都得向他行拜见礼。自此，开宦官参加朝廷大宴的先例。
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去世。太皇太后精明谨慎，她在死之前，本来已经预见王振将要揽政的危险性，却没有及时除掉他。太皇太后一死，王振擅权的障碍都已不复存在，更加无所顾忌。太皇太后死后的第二天，王振就派人将当年明太祖朱元璋立在宫门的铁牌销毁。这就是上面铸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十一字的铁牌，这条祖训对王振一直有如芒刺在背，势必拔之而后快。
朝野上下对太祖所立铁牌被毁之事一片哗然，却只是敢怒不敢言。明英宗朱祁镇这时候新立钱氏为皇后不久，开始亲自上朝听政，却依旧敬慕和尊重自己以前的老师，对王振的行为听之任之。
王振权势熏天，不过也有少数大臣不肯屈从。王振初得势的时候，问三杨道：“吾乡谁可为京卿者？”
其本意是想提拔同乡为京卿。三杨明白王振的用意，因受制于王振，于是推荐了王振的同乡薛瑄任大理寺左少卿。
薛瑄为人正直不阿，出任大理寺左少卿后，杨士奇要他去拜见王振，以谢提拔知遇之恩。薛瑄正色道：“拜官于公朝，谢恩于私室是我所不为之事。”断然拒绝。
有一次，王振到东阁召集众公卿集会议事。与会公卿一个个对王振俯首揖拜，唯独薛瑄昂首直立，不理会王振。王振知道这人是薛瑄后，颇为惊讶。“振趋揖之，瑄亦无加礼”。王振主动跟薛瑄打招呼，他都爱理不理，王振遂怀恨在心。
后来北京有位武官病死，王振的侄子王山见其妾岳氏貌美，想据为己有，但武官的妻子不同意。王山就与岳氏密谋，诬告该妻毒死了自己的丈夫，并逮捕该妻交给都察院审讯。薛瑄在审理这一案件时，发现了其中的问题，“瑄及同官辨其冤，三却之”，结果又一次触犯了王振。王振立即派人诬告薛瑄收了被告贿赂，并将薛瑄问成死罪。
极为难得的是，“系狱待决，瑄读《易》自如”。到临刑时，薛瑄的几个儿子争着代父受刑。连王振家中一名老仆人也主动站出来为薛瑄申辩，痛哭流涕，竟然由此打动了王振，决定放薛瑄一条生路。
当时薛瑄已经被绑到法场。幸好明朝从正统元年（1436年）开始，执行“重囚处决三复奏”的制度。处决犯人的当天，刑科[58]上奏请旨，皇帝批示不准，再请再不准，三请方准，取的是“杀之三，赦之三”的意思。这些程序完成后，往往已经是正午，所以无形之中，斩首变成了午时三刻。刚好三复奏的时候，兵部侍郎王伟上书请求赦免薛瑄，王振便利用这个机会，改薛瑄的死罪为革职，放回乡里[59]。
薛瑄算是运气好，其他不趋迎奉承王振的官员就没有这么幸运了。王振为巩固权位，以残酷手段排除异己。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兵部尚书王骥等都因稍忤王振意，或被械系长安门外，或下狱监禁，或被贬官夺俸。
就连皇亲国戚，王振也不放在眼里。驸马都尉石璟娶宣宗第二女顺德公主，因事责骂自己府中的阉人吕宝。被王振知道后，说石璟贱视宦官同类，找个由头，将石璟逮捕入狱。其他内外官员，时常被王振一党欺压，王振专权愈甚。一时间，朝廷内外乌云密布，大臣们都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只有深宫中的明英宗朱祁镇浑然不觉，对王振更加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