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呢，就是因为曹操及其不尊重儒学，从而导致了历史上他嫁女儿，很多人都只是注重一点，就是曹操要掌控皇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曹操历史上可没少得罪儒家。
曹操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破坏莫过于“唯才是举”令的数次发布，在《司马懿与曹魏政治》一文中指出，“曹操虽然以黄老刑名法术治国。
颁布过三道与儒家道德针锋相对的选举令，宣布起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但他仍认为这只是战乱形势下的权宜之计，一俟政局稳定，仍需以儒术为治国之本”。
曹操的“唯才是举”令分别发布于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
也就是说，曹操在八年的时间里，连续下了三次“唯才是举”令，而且措辞一次比一次给人以紧迫感。
第一次建安十五年春，曹操下令日：“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间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很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这段材料的后半部分，即“若必廉士而后可用.....”
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
换言之，之所以要不拘一格取人才，是出于平定天下的现实需要，曹操欲完成统一大业的急迫心情跃然纸上。
第二次建安十九年，曹操发布令日：“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一次令的发布距上一次不过四年时间，从令中的内容看，上一次“唯オ是举”令执行的效果并没有使曹操满意。
上一次令中的“被褐杯玉”和“盗嫂受金”还有些暗示的意味，此次的令中则明白地说出了“有行之士”、“迸取之士”。
而曹操之所以对进取而未有行之士青眛有加的原因正在于其“定汉业”、“济弱燕”的功绩。
令的最后再次催促有司好好理解“唯オ是举”的重要意义。
曹操急于获得人オ，能帮其平定天下，而不是其他什么标准的心情再次显露无遗。
第三次，建安二十二年，曹操令日：“昔伊摯、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
“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在最后这次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对“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却“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的吴起之类人オ的求荐。
如果说第二次令中的“有行之士”“进取之士”的提法还有些委婉的话，这次的“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表述就是不加任何遮掩的露骨之辞了。
曹操求才若渴的心情已经到了不再考虑措辞可能带来的，对儒家核心价值观念巨大冲击的地地步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成就王业”。
事实上，留给曹操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那首著名的《短歌行》与其看作是曹操求贤之心声，不如看作是曹操对时日无多，又欲完成统一大业的急切心情的表白，“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赤壁之战后，曹、刘、孙三分天下形势已定，而曹操却从未放弃统一全国的努力，一生征战不已，直到临死前三个月时，还亲自率军南征关羽。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了曹操想在有生之年完成统一大业的愿望，这一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除此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处于次要之席，都要让位于这一中心课题。
曹魏集团中有不少人，有的还是很重要的谋士，都给曹操提过建议，认为武力征讨应与文治教化并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