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些军官的处理问题，我在一个小时之后就和谢晋元大哥商量好了，派人前去询问，让这些家伙狗咬狗，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抖露出来，看看哪些人干的最严重，哪些人犯的罪不是很严重，哪些人可以枪毙以正军法，威慑众军，哪些人可以做降职免职处理，毕竟我也不想做的太过，这种时候不是大开杀戒的时候，要不然可就算是一个整风运动了，就足以动摇全军的抗战意志了，我相信，从事这种事情的军官不在少数，但是基本上都是很秘密的，公开的不多，而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将他们赶尽杀绝。
经过排查，我们选出了十名罪大恶极的军官，一名军长，自然就是武庭麟，三名师长，五名旅长，还有一名团长，一共十人，都是中高级军官，他们犯了严重的贪污渎职罪，还有更让人发指的就是武庭麟嗜杀成性，造下了无数杀孽，我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他；将这些人的名单和罪行上报校长以后，我着手宣布如何处决他们。
武庭麟，斩首示众，其余人等，一律枪毙！这一下子可算是震动了中条山，一口气就处决了这么多的贪污军官，可算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也极大的震慑了一批处于摇摆不定之中的军官，让他们颠颠自己的斤两，武庭麟一军之长我尚且可以处决，何况是他们！此次处决这些贪污军官，更是显示了政府整肃军纪的决心，相信对其他地方的各部军队也是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的。
不出我所料，第二天，校长就正式签署了命令，责令第一战区代理司令长官欧阳云海严肃处理中条山贪污事件，批准对罪大恶极之军官之处决。这也就是允许了我的行为，校长允许我将这些贪污军官以典型处死，震慑全军。
当然也有不少人试图为武庭麟求情，武庭麟的战功不少，打起仗来不要命，骁勇异常；但是也就是这种骁勇之气息，更多地体现出了他身上的土匪做派，山大王做派，这种人，留不得！这也让我下定了颁布条例的决心，我向校长进言，今后，功过相抵一词，不能出现在我军的军法里面，也不能出现在任何一种行业当中。
功过相抵一词的出现由来已久，一直都是华夏数千年的行事准则，似乎所有人都将他当成了习惯，但是我要说的就是，功是功，过是过，二者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混为一谈；我们过去犯了很多的错误，就是因为功过相抵这个思想带来的问题，总觉得犯了错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一个人，他抢劫了一户人家的钱财，却又顺带着杀死了一个倭寇，那么他是有功还是有过？
不会有人关注他抢劫是为了什么，他杀倭寇是为了什么，人们只会说，他可以功过相抵了，因为他杀了一个倭寇，那是我们民族的仇人，至于那户被抢劫的人家，谁去还给他们公道？这也是一种华夏中庸思想的体现，但是我知道的是，很多情况下，是不允许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存在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中庸之道坑害了华夏数千年，是该变一变了！而这第一步，就是要明确功与过，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无论何时，功与过都不会被混为一谈。
我还听说过一个很好笑的事情，说有人曾经这样理解善良，看到别人的墙要倒了，我不去帮他扶，但是我也不会去推，这，就是一种善良。
我对此嗤之以鼻，这就是典型的唇亡齿寒的思想；别人的墙要倒了，不论你推与不推，它都是要倒的，与你推不推，相差不大，但是你要是扶了，或许这墙就不会倒；换言之，我们可以换位思考，如果那堵墙是你的，你是愿意看着自己家的墙倒还是愿意看到有人来帮你扶？我相信所有人都会希望有人来帮你，但是除此之外的人都不会这样想，他们只是不愿意推，那个时候，你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为这就是善良，其实这是愚蠢，而不是善良！这会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懦弱，越来越自私！
我将这个环节严肃明确地告诉了校长，紧接着没几日，校长就召开了会议，严肃的思考了这个问题，并且很快就确定了我的意见是正确的，从此通令全国，功和过不能混为一谈，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决不允许功过相抵的事情发生。
当然，这是后话，当我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校长以后，我便投入了繁重的工作当中。
首先是军队的军官人选问题；我处决了一批军官，免除了一批军官的职位，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难办了，他们空下来的职位找谁替代？原先的副职军官吗？谁能保证他们不是同流合污之人？但是情况紧急，我没有别的方法，只能暂时命令这批副职军官暂代主管职务，以观后效；暂时处理了军官问题以后，我又面临了重大了粮食问题。
三天的粮食已经告罄，这三天全体军官都按照了我的意思，第一天是油盐稀粥加上清淡的蔬菜，第二天是油盐干饭加上清淡蔬菜，第三天是油盐干饭加上足够的肉食，三天下来，将士兵们严重缺盐缺油缺肉的身体好好的补充了一下，让不少是并重新焕发了活力，对于我这个总司令的拥护程度也提高了不少，三天过后，米粮已经吃完了，我们能做的就只有拿压缩饼干和罐头对付着，但是即使这样也足以让那些士兵们满足了。
连着那么多天可以吃饱，足以让他们这些不知道多少天没有感受到吃饱的滋味的士兵感到幸福，而情况也很稳定，士兵们的体力在不断的恢复，身体不断的变得更加健康，同时按照我的要求，第一战区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已经将囤积了很久的米粮还有罐头等东西从我们来时的路一路运输过来，我安排了一百军的五万士兵下山接应，将这些粮食源源不断的运输到各军驻地，源源不断的补充着士兵们的粮食需求。
但是这些粮食撑死了只能保证一个月的需求量，这还是在我能够保证运输路线安全的情况下，一旦被倭寇发现了什么端倪，那可就糟糕了；比如我最近展开了大力排除中条山内部倭寇间谍的活动，以东叔为主力，这段时间已经处死了百余名倭寇的间谍，捣毁了数十个窝藏点，将倭寇安插进来的间谍几乎一网打尽，这势必会引起倭寇的注意。
而且这段时间我虽然没有安排一百军出战，但是倭寇也发起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击，全部都被吃饱了的各军将士坚决的击退，倭寇进攻的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我们反击的也一次比一次坚决坚定，当然我严格下令不允许各军追击，只许固守。
我不知道倭寇是否知道了我已经来到了中条山，但是大抵是知道的，我来这里是秘密的来的，处理那些军官是公开处理的，在我第一次抵达运送粮食的时候，说不定已经被那些倭寇的间谍发现了，就算他们不知道是我，但是随着中条山的一系列动作，比如封山，比如大肆斩杀倭寇间谍这一系列的举动，足以让倭寇提高警惕，明白他们面临的对手不是个善茬儿！
我十分担心他们会发现我们正在积极的囤积粮食，积极的备战，而且中条山的运输情况实在是困难，十分不适于长期坚守，我对那些长期坚守在中条山的士兵们表达了由衷的敬佩，他们是当之无愧的国家英雄；但是敬佩归敬佩，可是中条山的问题，却让我极为烦恼。
中条山的地位很重要，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论是我们占领中条山还是倭寇占领中条山，对于我们双方而言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于是我在死守还是战略撤退这两点上犹豫了很久，要是死守，我们可以守住，我把一百军的五万精锐全部投入，我相信我们可以守住，居高临下，拼死作战，加上足够吃一个月的粮食，我有信心在一个月之内击破这股倭寇，就算不能打败，也能逼其撤退，因为太行山上我们还有四个军的挟持部队，完全可以以这些部队偷袭倭寇后方，要是作战顺利的话，完全可以逼使倭寇后退。
但是我也很纠结，要是我们保住了中条山，就将面临倭寇的第十四次第十五次甚至第二十次的进攻，中条山防区的存在让华北倭寇感到如鲠在喉，他们是不可能至此地于不顾的，这次被打败了，一定会卷土重来，而就目前我军的实力，可以击退之，却没有能力击破之，我军的实力摆在这里，面对十数万的倭寇，除非一百军主力齐聚，指挥其他部队把这支倭寇团团围住，拼着一百军被打残的可能性，全歼之！
但是这样巨大的代价，我在给校长的报告里面写了上去，校长当即就否决了，目前还不到最后时刻，一百军不能做如此惨烈的牺牲，否则倭寇损失十万兵力，元气未大损，东北地区的关东军还有主力存在，可以快速补充华北方面军的实力，还能卷土重来，而我们失去了一百军的十万大军牵制，却没有更加精锐的部队可以代替了，重建一百军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也不是我国可以承受的，短时间内也不可能，而倭寇武汉地区的十一军可就毫无顾忌了！一百军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作战，而在于威慑，赫赫威名的威慑。
所以我提出了另一个观点，我们就算此次击退了倭寇，却仍将需要保证中条山的粮食供给和足够的士兵，而这样所需要的粮食和人力物力是不可估量的，这几乎就是我们打一场仗，要消耗倭寇打两次战斗的物资，运输实在太困难了，而这样算来，中条山所带来的好处，几乎就可以抵消，这种情况下中条山几乎就是鸡肋！我们总是考虑到失去了战略要地可能带来的影响，却不知道我们自开战一来已经失去了多少战略要地，情况都说的无比严重，却也没有动摇我们的根基。
中条山失守，我们可以据守吕梁山和太行山，这两座上的物资运输补给就要方便一些了，尤其是吕梁山，倭寇想要进攻吕梁山，就要考虑第一战区的强大压力，而进攻太行山，则是第一第二两个战区的压力，攻太行，吕梁出兵，攻吕梁，太行出兵，吕梁太行齐攻，则采取卫立煌将军的方案，阻击之，反之不攻，则长期保持对中条山的压力，那个时候，中条山物资运输难的劣势，就将转嫁给倭寇，而我们，却可以进行袭扰倭寇运输线等等战略行动，压迫倭寇。
这样一来，似乎中条山的地位也变得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反制之法，足以让倭寇为了中条山耗尽元气，我们时不时就可以进攻中条山，挑起倭寇的神经，累也能累死他们！至于倭寇希望得到一个南进的桥头堡这一说，滔滔黄河不好过，黄河之后的我军部队也不是吃白饭的，倭寇要是想过黄河，则取太行山和吕梁山的主力军队齐攻中条山，第一第二战区主力部队策应，足以使倭寇无功而返，退而保中条山。
这一会校长没有很快的给我答复，而是过了一段时间，在我觉得倭寇越来越可能很快的发动总攻之时，校长发来了回电，表示原则上同意我的战略，但是这样做可能会让很多人对我不满，对我们退出了坚守四年多的中条山感到不满，那样的话对我的名声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我对此表示明白，并且向校长表示我在战后会拿出一份足以说服众人的战绩和战略给所有人看，并且说服他们，这样的问题就请校长不要担心了，如果我们这样做得到的好处并不能体现出来，我会再度率领从中条山撤下来的部队重新打回去，保证不会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