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问题我想请教一下杨站长，希望你能够如实作个解答，以消除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不良猜想。”特派员突然一个转身，抬起了一只手，在那里上下敲动着。
特派员的目光紧紧盯着杨贵先，看来他提出这个问题，是想了很久了。刚才的来回走动，或许就在考虑，是说还是不说，或者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将问题抛出来而已。
“特派员尽管说好了，你是上级，主动跟我探讨问题，我哪有不积极配合的道理呢？就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也会如实地跟特派员作一个切合实际的汇报。”杨贵先倒是十分坦然地说。
他不惧怕什么，自己没有做什么对不起党国的事情，有什么害怕的。虽然工作没有大的成绩，但也不至于对不起党国，更不可能叛党叛国。除了这些，他杨贵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想想，为何刺杀‘弓长’之人非要用你的车牌号，而不用别人的，比如警察局局长？”特派员转过身盯着杨贵先。
杨贵先看了看特派员，看他那眼睛，一个劲地盯着自己，哪怕自己有任何细微的变化，就会引起其警觉地回应。
“我也只是猜想，他们觉得我是负责此项工作的负责人而已，经常会在海安城各处出现。用我的车牌号码，不会有人拦截阻拦，再一个，他们在哪里出现，别人都不会觉得奇怪。”杨贵先如是地说。
这种情况，事情一出现之后，他们就作过分析，而且理由就是这些。他们不可能用一个冒牌车牌号码来嫁祸于他，这么简单的布局，怎么可能能迷惑人呢？
“车子与车牌号码还在扣车场，哪天特派员可以亲自去查看一下。”杨贵先这样跟特派员说。
特派员还是在转着，他在思考着。现在去看已经晚了，要是在当时还行。这么长时间了，一切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作假，也有充裕的时间。这么长时间了，什么事情伪造不出来呢！
去现场察看，显然错过了时机，何必现在还去，授人以柄。此事有足够的疑点，尽管杨贵先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他并没有说清楚，别人冒充警察局长的车同样可以在城里畅通无阻，为何别人不那样去做。这一点，他杨贵先为什么不作出分析？
“好，权且像你说的一样。我想问你另一个问题：当初彩虹来海安城的时期，有一位部下给你带来了一个人，是什么人，你为什么将她放了，而且无声无息的？”特派员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最让杨贵先头疼与无奈，他无法解释清楚。他能说这个人是谁呢？一个熟人？那么这个熟人是谁呢？难道在这么关键的时候还不能说吗？
这个问题一下子点中了杨贵先的穴位，让他动荡不得，左右为难。他能说那是江丙成的妻子吗？谁人会相信。江丙成的妻子早已病故，就是江红雷也是这样说的，那别人还有不信的？
死了的人还会再生？既然是江丙成的妻子，到了海安城为何不见江红雷，那她去了哪里？
而且江丙成的妻子明确地告诉过他，要他不要说她来过海安城，来了解过江红雷。她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让江红雷带着对共产党的仇恨去工作。这条理由成立吗？
如果说这个人不是江红雷的母亲，那又是谁？这不更说不清楚。这件事却是击中了杨贵先的要害，让他左右为难，无法解脱。
特派员问起此事来，杨贵先也只有轻描淡写地回答：“那只是一个熟人，并无什么特殊价值。我们的人当时只是觉得这个人不是很熟，不像是海安城的人，便把她带到了站里。”
杨贵先也是很轻松地回答，他不能显得谨慎与紧张，那样更会给特派员错误的信息，似乎这个人很神秘，很重要，继续挖下去。那样，他杨贵先就真的有口说不清楚了。
“我想听到一个详细的解释，你这样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更不能削除我的疑虑。这个人是谁，再熟也得有个名，有个住址什么的。如果这个人在海安城，我们还可以见见的。”
特派员见杨贵先在这个问题上淡然处之，他反而觉得有问题，于是步步紧逼。
杨贵先觉得事情已经严重了，他到哪里去找来这个人。就是要说江丙成的妻子，江红雷的母亲，他也叫不来这个人，谁知道她现在在哪？尽管她自己说在上海，在上海哪里，还是在以前那个地方吗？可是她自己并未这样说过。
但是特派员现在逼得这么紧，他杨贵先也得有个万全之策为好。不过眼前，他得尽量拖延时间才行。
“我可以近期联系一下，看看这个人还是否回到海安城来，如果回来了，我叫她来这里就行。”杨贵先也只有这样回答特派员。
特派员也要求杨贵先尽快将这件事落实到位。他对杨贵先说：“说句实在的，就是在外面有什么外遇，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你妻子不知道就行了。这事并不稀奇，三妻四妾的人还是有的，有什么关系呢？”
特派员也是故意这样说，他只是想让杨贵先不要那么紧张，放松一下，便把问题故意往这方面引导。
他也知道，杨贵先在这方面没有爱好，这是调查局上下都知道的事。况且来的这个女人的年龄较大，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貌美。
如果杨贵先有那么浪漫的话，事业也不会停滞不前了。就是因为这个人的死板，钻牛角尖，才造成这样的局面。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特派员对杨贵先的疑虑反而更大。不为女人，不为金钱，那是为了什么？
特派员想，共产党可能许愿给了杨贵先什么高官，他开始心动了呢？特派员想到了这一点，自己马上又否定了。杨贵先如果知道这样去钻营，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