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和老师，“一个愿给一个愿拿”，老师若是退回去，家长反而觉得没面子，或是觉得老师瞧不上这么点礼之类的而心生嫌隙。作为学校方面，虽然有明文规定老师不得收礼，但这似乎已经成为“潜规则”，不是老师单方面拒绝就能决定的。另外，若是学校方面为了以儆效尤，而公然对某位老师收礼施以惩罚，也容易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李校长对这类事情都只能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李校长突然有了个想法：把问题抛回给沈迪，看她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这对于初涉教坛的沈迪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她问沈迪：“你打算用什么方式把这钱退回给家长？你要记得，既要让家长不觉得失了面子，又能让家长放心，觉得老师不会忽略了自家孩子。”
沈迪愣了愣，她本是来向李校长求助的，看怎么解决这件事，现在校长却把问题给抛回来。她突然反应过来，这是校长在考验她与家长的沟通能力呢。
沈迪想了想，说：“既然不好直接当面拒绝，那么，我就给家长写封信吧？钱夹在信里，我重新封起来，再给退回去，这样不至于当面驳了家长的面子，学生也无从知道里面是什么，只当作是正常的家校联系。”
李校长满意地点点头，说：“可以，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当晚，沈迪就给家长写了封信，信里很诚恳地对家长表示感谢，也从各方面说明自己退回红包的原因，并说了请家长放心，作为老师对后进学生一定会关注的，如果孩子进步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种成就。
第二天，沈迪把信和红包给了家长。紧接着，这位家长找到了李校长，并把信给校长看，感动地说：“李校长，我送孩子进你们学校，真是进对了。这孩子从小到大没少让我担心，说实话，冤枉钱我真是花了不少。这次好不容易送进你们学校，当然希望老师能多关注下我孩子。我真是第一次碰到像沈老师这样的好老师，听孩子说，沈老师对他也是格外关照的。”
李校长看了沈迪写的信，更是觉得沈迪的难得之处——单纯、执着，认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并尽力做好。也正因此，李校长认定了沈迪的潜力，对她这位新教师的成长特别上心。后来，在每周一次的全体教师例会上，李校长公开赞扬了沈迪处理家长送钱的这个做法，目的已然明显，无非希望老师们能像沈迪一样，这样对维护学校形象无异于好事一桩。沈迪工作后第一次在全校受表扬，居然脸红了。
我们不难发现，世界上有这样一类人，表面上他们是沉默的、内敛的，但是一旦找到愿意释放内心的平台，他们会尽情地绽放自我。
在沈迪倔强、要强的外显之下，实际上隐藏着一个缺乏安全感的内心。至于这种倾向的内因，应该归结于沈迪的童年。
沈迪的童年生活简单而孤寂，似乎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她很早就进学校读书了，三岁进幼儿园，四岁读学前班，五岁就被送进小学读一年级了。从小学到大学，沈迪都是整个年级年龄最小的。
沈健平夫妇是双职工，没多少时间照顾沈迪。沈迪的爷爷奶奶都在“文革”那场浩劫中被批斗死了。外公也在单位上班，外婆做小生意，还要照顾沈迪未成年的小舅舅和小姨，根本无暇顾及他人。
军人出身的父亲沈健平对沈迪的教育方式是绝对原始而极端的。沈健平对沈迪的要求极高。数学、语文每次考试必须都达96分以上，要是考了双百，父亲就会把沈迪架在脖子上“骑马驾”，带她上街去买好吃的。可一旦考差了，父亲严峻的脸色让沈迪胆战心惊。最轻的处罚就是身体必须笔直地靠着墙边，站上足足两个小时。若是考到90分以下，就免不了一顿皮鞭了，他对女儿管教的专制、独断，周琴拦都拦不住。
一次，沈迪被沈健平用皮带鞭打得四处乱滚的惨叫声，连同住在单位“筒子楼”里的邻居都觉得凄惨，不得不出面说情，喊：“沈健平，你这样子不得把你妮子打死咯！”这种体罚至今仍令沈迪心生余悸。沈迪读了大学后，周琴有时还开玩笑说，小时候的沈迪见到爸爸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长大了反而跟爸爸亲近了。
沈迪读三年级前，都是周琴一早给她做好早餐，再准备好饭盒装好中午饭，骑自行车送沈迪去学校。下午四点多放学后，同学们都走了，只有沈迪和几个同样是“双职工”父母的同学在教室里静静地写作业看书，等到父母五点半下班后来接自己回家。她还依稀记得，有一个“七月半”的夜晚，那天有同学吓唬她说“七月半，鬼作乱”。那天爸爸妈妈因为厂里赶生产加夜班，只留下沈迪一个人在家，偏巧那晚又是电闪雷鸣又是狂风乱作、骤雨急下，沈迪吓得一个晚上没有睡着，把家里每个角落的灯都拉开了，缩在床角哭个不停。凌晨沈健平夫妇回家，发现沈迪缩在床角发抖，全身冰凉，嘴里嘟囔着：“爸爸妈妈，我怕……我怕……”沈健平赶紧送孩子到医院，所幸送的及时，医生责备说，要是晚点送来，小孩就要得脑膜炎了。
童年的沈迪还背着一个身份——留守儿童，这种留守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她考上大学。沈迪算是中国早一代的留守儿童。三年级时，父母下海远去香城打工，小沈迪被送到外婆家寄养。对父母的突然离开，童年的小沈迪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耿耿于怀的。她总是想：爸爸妈妈怎么了，是不是不要我了？难道赚钱比我更重要吗？外公外婆也无暇照顾沈迪，早上都是给她一块五角钱让她自己在学校门口买早点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