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根本不到半月，收到电报后的第9天，也就是1947年8月7日的黄昏，刘邓大军的12万人马就在100多里宽的地面上，悄悄的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千里跃进大别山。
这注定是一着险棋。从西鲁南到大别山远隔千里，前有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汝河、淮河等天然障碍，后有蒋介石十几旅的部队穷追不舍，再加上正值酷暑、雨季，河水猛涨，道路泥泞，暑气蒸人，部队本来就疲惫不堪，也没来得及好好休整，现在又要马不停蹄地向南奔驰，真可谓困难重重。
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到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黄泛区”只能隐隐约约的看到一些坍塌的民房屋脊，积水没膝，深处及脐;即使是无水的地方，也尽是些稀烂的胶泥，前脚起，后脚陷，荒无人烟，行军、食宿均十分困难。
17日，刘邓大军战胜困难，胜利通过黄泛区。
18日，又渡过沙河。
20日，部队轻装向汝河进军。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伯承、***所部是“北渡不成而南窜”，这时，蒋介石如大梦初醒，惊出一身冷汗， 气恼的撤了参谋总长陈诚的职务，亲自兼任参谋总长飞到前线督战。蒋介石调来整编85师经过平汉路南下，驻守在汝河南岸，全力收缴或砸烂汝河上的所有渡船，并且以很猛的火力来阻击刘邓大军。
前有阻兵，后有追兵。面对此情此景，刘伯承说“狭路相逢，勇者胜”***说“不惜一切代价，打过去。”
野战军先头部队打的果然很英勇，他们所有的步枪都按上刺刀，每颗手**都揭开盖，沿途不留一个据点和一个敌人。这样从头天晚上打到第二天下午，也就是说8月25日下午，刘邓大军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最后一道险关就是淮河。8月的淮河正值雨季，水情变化无常，刘邓大军缺少渡船，被阻挡在淮河北岸。此时，敌人追并的先头部队已经和刘邓的后卫部队接上了火，形势再次变的紧急起来，刘伯承借着马灯的光亮，手拿竹竿，亲自探测水深。
刘邓大军刚刚冒险渡过淮河，追兵就赶到了淮河北岸。不料此时河水突然暴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只得望河兴叹。
经过20多天千里挺进，8月27日，刘邓大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这一消息传到陕北，毛**欣喜的说:“我们总算熬出头了，20多年以来，革命战争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从此揭开了人民解放军全国性战略进攻的序幕。大别山地理位置独特，处于武汉和南京的正中间，武汉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地处中国中心地带，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如控制住大别山，意味着东可取南京，西可取武汉，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唾手可得。
中共中央军委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组成战略突击队，在各解放区军民的策应和后面两路大军的配合下，采取无后方的千里跃进的进攻样式，直捣国民党军统治的大别山区，威胁南京和武汉，为转入全国性的战略进攻奠定了基础。
刘伯承曾指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就是要扭在我们解放区里打，消耗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趋于枯竭，走向失败。这一基本战略是世界战争、也是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经验。”
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济源已经出现了老百姓逃亡现象，这已经是根据地经济崩溃的一个信号，粟裕在论山东的形势时曾指出“人力物力消耗巨大，山东的水都快喝光了。”
***说:“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
因此，解放军军打出外线将是必然的选择!挺进大别山完全扭转了依托根据地抗击敌军进攻的情形，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使得晋冀鲁豫根据地在长期得战争后得到恢复，陕北和山东根据地渡过难关。同时中野我军还建立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5个军区，辖31个军分区，成立了各级民主政权，并在3军经略中原的战略行动中逐步连成一片。为日后的战略决战，提供了坚强的支持。
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李达评价:“ 整个中原区，包括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长江以北到陕西的潼关、商县乃至湖北的江陵以东的广大地区，除了铁路沿线和一些战略要点还被敌人占据外，已经基本上连成一片，造成了我军可以南渡长江，西入四川，东迫江浙的战略进攻基地。”
我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密切配合下，在中原辽阔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机动作战，歼敌正规军二十万人以上，歼敌盛县保安团队等武装十万人以上，将敌人在中原苦心经营二十来年的反动基础，一扫而光。
这样，我们就剥夺了蒋介石在四千五百万人口这样一大块地区的兵源、粮源和财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养几十万兵的战略基地，使我军由无后方作战变为有后方作战。
接着，各部队利用秋季作战的间隙掀起了练兵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术技术和战斗力，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所有这些，都为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解放整个中原，准备了有利条件。”可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1月，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大别山作战检讨会”，设立“华中剿总”，随即，对大别山进行全面围剿，刘邓大军没有后方，缺衣少粮，除自己设法解决饥寒问题外，还要同敌人作战，象一把利刃插进国民党军的战略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