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好假保密局的伪装，毛人凤又着手于处理真保密局的善后工作。他首先命令亲信、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将重要档案和文件封存好，派专人送往台湾。同时，着手将保密局本部大部人员及机构分批由南京撤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以此名义继续指挥各地保密局外勤组织的活动。
上海办事处实际上成为真正的保密局指挥中枢。等到上海办事处布置完成，毛人凤才正式向李宗仁辞职，并由徐志道接任局长。为防止李宗仁追查保密局档案资料的下落，毛人凤又一手策划了焚烧南京洪公祠1号局本部大楼的计划，这座抗战胜利后新建的保密局大楼便在一场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保密局所有的档案就此“失踪”。李代总统得到的只是新局长徐志道交来的他所辖下的保密局名册。
毛人凤辞职后便赶赴上海，为了避人耳目，他把手下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蒋介石又向他发来指示：如李宗仁以势相迫，强令解散上海办事处，则可酌情缩小编制，并更名为“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使之成为一个短小精悍的团体，继续进行活动。
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一真一假，本来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孰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真假保密局大战。
徐志道也非安于听令之人。当他得到局长的名衔后，认为既是名正言顺，又有桂系依靠，不妨与毛人凤斗一斗，或可真正取而代之。
此时，虽然徐志道的保密局只是个空架子，不执行任何秘密任务，但由于它属正宗，同国民党国防部的日常交道和领取经费等工作，都由其负责，故有财权和方便的活动余地。
在开始阶段，徐志道不得不听命于毛人凤，将所领到的经费基本汇到上海办事处，供毛使用。可当徐氏保密局随国防部南下广州后，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保密局印信，领取经费后不再交给毛人凤，而是自己截留下来，用于成立自己的外勤组织，同毛记保密局相抗衡。
徐志道计划派人潜往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收编那里的地方土匪武装，作为自己的外勤人员，然后分派到各地。同时，又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派出人员，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作为情报搜集来源。
徐志道假戏真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了。要挤掉毛人凤，徐志道首先要办的事是建立一套自己的班子。涂寿眉、黄逸公都是毛人凤的亲信，但徐经过观察研究，拉拢了被毛冷落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二人结成了“反毛同盟”。
在徐志道建立自己的外勤组织时，毛人凤曾电示黄逸公从中作梗，而黄却拒不服从命令。为了维持上海办事处的运作，毛人凤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经费。
他指示手下于将邓葆光、刘文雄一起组织套汇走私机关，从事黑市交易赚钱自用。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派人去徐志道处说项，试图说服徐志道回头。
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考虑到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他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结束。
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他那个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
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建国初期，新中国不少省份曾一度面临着严重的匪患。其中，广西省作为新桂系盘踞多年的老巢，匪情的复杂性首屈一指，截止1951年初，广西全省县以下政权机关遭匪袭击、围攻达220余次，41个区、乡**被土匪摧毁；县以下的干部、农会会员、民兵、进步群众7000余人惨遭土匪杀害。
广西土匪的猖獗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有着很大关系。广西地处亚热带气候区，境内山高林密、洞穴繁多，大瑶山、小瑶山、六万大山、十万大山等山脉纵横其间，交通十分不畅，这些为土匪的隐藏及逃窜提供了极大便利，也为部队大规模进山剿匪增加了难度。
同时，广西地处南疆，西部紧临云南。云南省虽是经和平方式获得解放，但起义部队多系临时收编的保安团等地方武装，起义后叛乱不断，导致土匪数量不断增加，这些家伙利用云南的雨林地形和与缅甸、越南交界的优势，猖狂进行着复杂的游击破坏活动。
广西南部紧邻越南，不少溃逃的国民党军队企图经此逃入越南境内，纷纷从周边省份进入广西。如1949年底，拒绝参加和平起义的余程万第26军、李弥第8军2万余人反攻昆明失败后，就企图经滇越铁路逃入越南，后虽然在途中被歼灭，但仍有大批散兵逃入了山中，加剧了各地的匪患。
除了外来的散兵游勇以外，还有徐氏保密局遗留下的大批正规武装和潜伏特务，这些人大都接收过正规的组织训练，拥有比较完整的国民党军队体系和精良装备，加上国民党台湾政权的空投补给和统一指挥，很快成为了广西土匪的骨干力量。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当完了最后几天光杆局长，即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而此时，毛记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徐志道只能依靠在广西的“土匪”班底得以苟延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