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源堂”的汤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男子，往人面前一站，笑嘻嘻的就像一尊弥勒佛。此刻，当他听说有病人吃了从他店里抓的药一命呜呼的消息时，那标志式的笑容立刻凝固，脸上的肌肉瑟瑟颤动，语不连贯：“这……这是怎么回事？”
小顾拿出了那张药方递过去：“汤先生，请您看一下，贵号昨天是否向病人提供过这张方子上的中药？”
汤老板看了那枚印章，点头：“是的，没错。”
“是谁抓的药？”汤老板说他昨天没在店里，去郊区参加一位世交子弟的婚礼了，店里事务交给账房黄先生打理。于是就叫来了账房先生黄承议。
这是个四十岁出头的瘦弱男子，一张脸苍白如纸，终日咳嗽，可能患着当时的不治之症肺结核。当下，他看了药方，点头承认确是“九源堂”卖出去的药。
那么，是哪位店员抓的药呢？黄承议说是他抓的。小顾又说，请黄先生回忆一下，这些药都没抓错吧——我指的是药和分量这两个方面。黄承议摇头，说肯定没抓错。
汤老板如释重负地长嘘了一口气，说：“哎——我想总不至于是敝号的事儿吧!”但调查还没完，这毕竟是涉及人命之事，小顾哪有这么轻轻巧巧就下结论呢。
别看他年纪轻轻，工作能力却是不弱的，接下来，他又请了本区的数名中医和中药店老板，一起前往应靖波家，不是去看尸体，那是法医的事儿，而是对药渣进行鉴定。一干人围着桌子，把药渣倒在一个洗净的脸盆里，用筷子翻检了一会儿，又让应家人取来数个小碟子，耐心地将所有的中药一一分门别类各拣一碟。
然后，又请人去其他区中药店按照这张药方抓来一帖药，依样煎了一碗，把药渣分拣出来，一样样称了分量。最后，得出结论：“九源堂”抓的药没有问题。这时，施大为作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举动，他把那碗搁在一旁业已凉了的汤药端起来一饮而尽，然后一抹嘴角的药汁：“喝!良药苦口——好药!”
这样，**卫生管理部门的调查应该算是结束了，最终结论是：中医施大为开的药方没有问题，中药号“九源堂”提供的中药也没有问题。那么，应靖波之死是怎么回事呢？这，就该由公安机关调查了。
这回，就不必由大罗、应靖涛奔波了，区卫生科只向台西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就解决了问题。那个年代特别讲究“公对公”，是公家各部门工作协调的黄金时期，台西分局因为死者是市南区的，就给市南公安分局打了个电话，于是，市南分局就开始运作了。
市南公安分局治安股指派两名民警老周、小陈负责调查此事。首先是分析应靖波死亡事件的性质。台西区卫生科的调查已经排除了医疗事故，那应靖波的死因就二者必居其一了：要么是被人谋害的，要么是另有隐疾倏然发作而亡。
如果是谋害的，那么这就是命案了，应当立案侦查，当然那就不是治安股的事儿了，而是要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当时称侦查科)。如果是另有隐疾而殁，那就跟公安没有关系，家属如若要追究下去，那还得去麻烦卫生管理部门。
老周、小陈理清了工作思路后，就写了一份请求指派法医对死者进行验尸的报告。市南分局领导批准了这份报告。分局是没有法医的，于是就向市局电话申请，自然一说就准。
当然得办理一个书面手续，那是可以回头补办的，这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还是赶紧让法医准备一下，待尸体拉到立刻行动。
应家方面对于验尸是持反对态度的，连当干部的应靖涛都主张采取不验尸的办法对其兄的死因进行调查。但是，有一个人坚决支持公安局验尸，这个人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此人签了字，法医才能动手。
这个人就是死者的妻子刘巧玲。刘巧玲知道只有通过验尸才能查明丈夫的死因，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洗清可能会蒙在她头上的类似“潘金莲”的嫌疑，所以，她力排众议，毫不犹豫地在验尸申请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晚，法医进行了验尸，但没有对包括老周、小陈在内的任何人吐露什么内容，只是说还需要对死者生前所服用的那剂中药的残渣进行化验。次日，法医的验尸结果出来了，却是令人大吃一惊：死者内脏无致命性疾病症状，在死者胃里发现砒霜成分，结合死者临终前的一系列症状以及从送检中药残渣里检测到的砒霜成分，故不排除应靖波死于砷中毒。
两名治安民警拿到鉴定结论后，老周对小陈说，行了，这件事我俩就到此为止了，往下的活儿，该由侦查科接手了。
当天下午三点多，市南分局侦查科在审查治安股转来的《关于应靖波中毒身亡事件的调查情况》等相关材料后，作出了立案侦查的决定。
当时，正是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开始不久的阶段，案子很多，侦查科人手特别紧张，所以这么一起人命案件，也只指派了两名侦查员负责侦查。
这两名侦查员分别叫殷贤铭和仇越，殷贤铭二十五岁，仇越二十六岁。别看他们年纪轻，参加革命却都有七八个年头了，两人都有在部队担任保卫干事和在解放区公安局当侦查员的经历，具有独立办案能力。
不过，承办命案还是第一回。两人一合计，先得找个方向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先从动机下手，是因财、因情或其他原因，都得在死者身上找突破口。
刘巧玲十分支持，给了他们家门钥匙，殷贤铭和仇越在应家一隐秘处搜出了一把德制的***ppk半自动手枪和30发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