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现在还记得我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原本你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你安静地长大、长大，然后突然——“嚯”的一下，色彩出现了，声音出现了，人也出现了。这就像是原本美好的画面突然失了真，变成吵吵闹闹的黑白纪录片，我在那里看着画面上的人忙来忙去、听着音质感人的对白，我知道我和他们不一样。
我出生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不断地有自称我“父母”的人告诉我这个那个，哪些需要遵守，哪些千万不能触碰，哪些做了会招人恨，哪些可以随心所欲。我会被抱着和不同的人见面，他们会停下来和不同的人相互说着一些虚伪的恭维话。有些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好像把我当作一个用来将他们本来就够模糊的本意再套上一层纱的工具，但有些时候，他们又好像会发自内心地亲吻我、抚摸我，这总让我搞不明白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们经常会自言自语般地叽叽喳喳对我说很多事情，说他们对我的期望、生我的故事、有时也会是他们当天的遭遇。他们从来不期望我的回应，就好像他们完全知道我根本不会回应一样。也是在那段时间，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和他们不一样。他们不知道的是，我不仅听得懂他们的话，还能全部记住。后来，我知道心理学上把和我类似的这种情况叫做超级自传体记忆，也称为超忆症。
当然，我和他们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我从出生起的每一刻都能清清楚楚地记得。这点，我想就足以决定我和那千万分之一也不一样了。
我通过“父母“的话了解这个世界，要让我形容这种过程的话，就应该说是把一副绚烂的画用黑色的笔一点点涂黑，我了解得愈多，我就愈恐惧。我常常能看到代表我的那幅画出现在我的眼前，它的一角已经被染黑，且每一天都在呈辐射状不断向外扩散，为此我常常失眠。
到我一岁的时候，我的那幅画已经有四分之一变成了黑色。我开始成宿成宿地睡不着觉。当然我也学会了假装哭闹，因为我发现如果我不哭闹，“父母”就会担忧我是不是生病了。但你知道，奇怪的是，如果我哭闹，他们也会担忧我是不是生病了。大概我在他们的眼里就像是易碎的玻璃吧。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学会了说话。我至今也不能忘记（也没有什么能让我忘记）我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父母”激动到发颤的样子，而也是从那一天开始，我能看见别人的画布了。
毫不意外地，我的父母的画布是全黑的。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画布变黑速度如此之快的原因归咎于我与两个黑得发亮的人朝夕相处，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那些不太黑的人，想搞清楚和他们相处的话，我是不是会黑得慢一点。
根据我一段时间的侦察，我发现了一个规律：越是小的孩子，画布没有被染黑的面积就越多。尤其是刚出生的孩子，他们几乎只是有一个小黑点，因此我常常要求“父母”让我和这些孩子一起玩耍——你知道，这点确实很奇怪，我做什么居然要我的父母来同意才能去做，这个问题确实困扰了我好多年。
总而言之，我和这些孩子玩耍，确实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我的画布变黑的速度。但这还是不够。我八岁的时候，即使我已经很努力很努力，我的画布还是黑了一半。你知道，我在意画布黑了一半本身就是能让画布变黑的想法——我总结出的第二个规律就是，每当我多融入一点这个世界，我的画布就会黑一点。比方说我在意画布黑了一半这一点，如果我想要让黑色的颜料被擦去，就需要不断地告诉自己：也许别的世界三分之一才是一半呢——但这样的话我就又承认了三分之一这个说法，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悖论，因为我根本不可能脱离这个世界，我的画布上再也回不到出生以前的绚烂了。每当想到这点我就很难过，但我依然在竭尽所能地把不必要的那些概念从我的脑海里抹去，但，着实收效甚微，因为你知道，我有超忆症，对我来说极难去忘记某样事情第一次在我脑海里根植的印象，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就将其代入使用了。
也因此我一直很想告诉那些想有超忆症的人，这真的是非常遗憾地一件事，他们没有这种症状真的非常幸运。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位“同学”的葬礼。他从十楼坠楼身亡，葬礼上所有人都掩面哭泣，其中以他的“父母”的声音最响亮，感情最真挚。我当时感到非常不解，就问他们：“这明明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你们为什么都要哭呢？”
说出这句话的同时，我惊奇地发现，我的画布上有很小的一块黑色颜料被抹去了，替换成了纯白色。虽然很小很小，但是由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画布上的增减，所以很容易就被我注意到了。
我当晚回家以后就被“父母”揍了一顿，但没有关系，那是我发现的第三个规律——除了概念以外，真心地不赞同这个世界的观念，黑色就会褪去一点点，但绚烂的色彩也不会回来，黑色的部分会被替换成纯白色。如果说是不赞同也不反对，那就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如果原来赞同，后来变成不赞同也不反对，那原来因为赞同而增长的黑色就会褪掉。
靠着这三条规律，我终于把黑色的增长速度控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但，也因为这个，我被送进了精神病院。确诊的那天，我被安排和一个医生对话。我告诉他我没有病，我说你们为什么都觉得我是有病的呢，也许你们才是有病的那个，只是你们都不知道而已。你们都有病，只有我是正常的，但是因为有病的人多了，正常变成了有病，没病的也慢慢变成了有病的。
我花费了很多口舌跟他解释，我说我可能是“成年人”里现存的唯一一个正常人了，当然也不一定是，我告诉他我刚刚看到路过的那个人好像还算相对有点正常的。虽然他是个全黑的人，但我依然苦口婆心地劝诫他，因为我知道黑色是可以褪掉的。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这个世界正常人多一点，因为处在全都是病人的世界里实在是太崩溃了。
他听完了我说的话，但是我知道他并没有听进去，因为他的黑色一点也没有褪掉。他很客气地把我请到一个房间，跟我说以后我就住在这里了，说完就离开了。
这个房间里有一个人——我看到，他并不是全黑的。这当真让我欣喜若狂。后来我发现，这个地方的人好像都还留着点色彩。至此，我无比感谢那个送我来的医生，谢谢他把我送到这个世外桃源。
我就这样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很多年，我的画布停在剩一个角没有被染黑的阶段，我非常高兴，连带着看那些黑人都觉得顺眼了很多。就是在这个时期，突然来了一个自称是我们的“医生”的黑人，他要求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去跟他“聊聊天”。呵呵，其他人可能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吗？全黑的人说要和你聊天，无非就是想要把你染黑一点。同样的举动还有和你辩论、争吵、探讨，甚至是谩骂。我一直很不屑这种行为，但，由于——我做什么必须经过精神病院的允许，他们要求做的我也必须做，所以我还是不得不参与这种愚蠢的活动。
他在一个据说很温暖的房间里对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折磨。说实话，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经历过这种折磨了，自从我进了这个地方以后，就很少有黑人再来试图把我染黑，大家都是在挣扎着想互相褪黑的“友人”。突然间这样让我重拾童年的回忆，对我来说真的是一种太过残忍的折磨。他给我灌输很多很多观念，很多很多我曾经努力去修改的观念。然而，这次我没能逃避，我可悲地看到，我的画布上停滞许久不前的黑色又开始遮掩彩色。我非常抗拒这种折磨，我用钢笔来戳伤自己，试图以此来表达抗议，但是迎接我的只是更猛烈的、更残忍的折磨。
我常常被折磨地发了疯，我十分确信我原本不疯的，我之所以变疯，全都是这些可恶的人不断地折磨我，还冠以美妙的名义。天，邪恶的人用邪恶的观念在讲述他们邪恶的行为，却没有人觉得不对。
我的画布上彩色的地方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我竟然无能为力。我恨死了我自己。
就在这个时候，我想起了我十岁的时候，让我突然了悟第二规律的那位“同学”。
我对天发誓，我也从来没有这么爱过我的超忆症。
我不断地往上爬，旋转的楼梯好像没有尽头一样。往头顶上看去，到处都是深不可测的黑，压得我喘不过气。我如同一条濒死的鱼，不断地向上挣扎，试图寻找赖以生存的氧气一样，我在黑色的海洋里寻找彩色。但我看不到。哪里也没有。哪里也没有。没有颜色。
我像一条发狂的狗一样奔跑，我累得几乎要缺氧而死，但我没有停，因为我知道，往上跑，我会找到颜色。
……找到了。
我盯着楼底的彩色。它确实是很小的一块，但由于我一直密切关注着周围的色彩，所以很容易就被我找到了。我毫不犹豫地扎了进去，就像一条濒死的鱼渴望呼吸。
我毫不犹豫地扎了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