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了这个逻辑，你再回头看你的工作规划和你的工作风格，一定会有很多感受。一个简单的例子，你会敢于突破一部分规则，从而获取那部分规则之外的溢价，以及对应的资源收获。把握你在所有人群中的这个度，把握上下的这个度便可以了。
如果你按部就班的做事情，哪怕你是最需要遵守规矩的财务，所能够积累的资源也不可能比那些灵活的人多，这一切都会在35岁之后你加不动班了的时候慢慢展现出来的。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你按照兜底的规矩来做销售，来做企业，那不好意思，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正确的做法是在底线之上道德之下找到一个平衡点，比如说你卖一个东西他不能有质量问题，这是底线，法律规定的。
但是它的顶峰是造福于民为社会发展贡献力量，这是道德铸顶，那你在这个区间里，去找到一个“利润最大化”的平衡点，也就是质量稍微高一点但不要高太多、卖价稍微便宜一点但不能便宜到让社会上所有人都用，算好增值税、算好你的规模效应，然后从1到100这个区间里找到个60多的区间，然后执行下去。
一个法律怎么制定，兜多少底，三成还是五成，不是国家随便决定的，而是根据所在地的人口年龄地域结构、生产力状态、供给侧结构、国际地位、人均gdp、甚至你的生育率等等综合决定的，这还没有算你的社会体制和你所积累的漫长千年的政治文化。
就像你如果直接把教育的均线卡死，所有人都要用一样的，那这个社会来说就是巨大的灾难。但对美国来说，就没那么痛苦了，因为阶级早就定型了，不同阶层的人根本没有逾越的想法。
就像你如果直接把国外那一套用到华安城来，那这一代活着的人估计自杀率马上就得飙升，因为社会压力太大了。基数越大，一个大的体系就越难管理，大企业都很难掉头，又何况是一个大城市。
管理华安城，第一点你就是必须把急躁、执拗的心境慢下来，去求同存异，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即将未富先老、体系庞大、地域差异化巨大、并且在经受着多重难关的一个环境中，并且在这个环境里每个人还特别功利。
方天行和常发坐在城主府里，方天行变化出一面镜子，镜子里显现出张晓峰被老太太讹诈的景象。
方天行对他说道：“现在的华安城许多中老年人失去孩子，生活没有着落，四处讹人为生的情况很多，对这种现象你怎么看。”
常发对方天行说道：“之前我所在的华安城的某个县城里，在华安城被毁之前，这里是一个村子，以前老百姓过马路从来不看红绿灯，螃蟹一样横着走，车辆也不知道避让行人，个个横行霸道，随意的很，经常闹出冲突和事故。
有一年，这县城的县长一拍脑袋，想出个主意，让基层的交警全部下去，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手里拉着一根绳子，每当红灯的时候，就用绳子拦住行人，绿灯的时候，就放下绳子，让大家通过。
这方法十分简单粗暴，消耗了基层的大量人力，但也非常有效，半年之后，这位县长撤掉了绳子，大家由于习惯，就开始按照交通规则过马路了，再过半年，基层指挥交通的人员也不需要了。
常发听到这个故事以后，拍案叫绝，这个领导绝对是个人才，高层需要这样真正了解基层生态、了解老百姓真实情况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要求别人有什么你也有，就像是一个普通家庭出生的孩子，非要和别人富二代一样挥霍家财。能够理解社会阶段不同，才是理解这个世界的第一步。
话说回来，这些年刚毕业的孩子，去互联网的起薪几十万，去传统行业的十几万，去体制内的和医疗教育的可能也就几万。
为什么？就是因为时代和社会层级不同。我们一部分人所赚的超额收益，其实并不是你有多牛逼、你有多厉害、你的代码写的多出神入化、你的产品逻辑有多攻陷人心、你的增长运营有多稳健，而是因为时代给你的。你并没有比其他人聪明多少，机灵多少。
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几乎无所不在，它弥漫在人与人们的工作、人与消费品、人与国家、人与人们的同胞、人与人们自己的关系中。人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人造世界。
人们构筑了一部复杂的社会机器来管理人们造的技术机器。但是，人们混然不觉自己所创造的一切却高居于人们之上。人们没有感到自己是创造者，是中心，而更像是人们双手创造出来的机器人的奴仆。
人们释放出的力量越大，却越感到，作为一个人，又是多么无能为力。人们面对着自己的力量，这些力量体现在人们所创造的物中，已从人们身上独立出来。人们被人们所造之物控制着，失掉了对自己的所有权。
精致高明的人工智能算法，使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工人，自身的各种需求不再是目的，而成了人们人或某个非人的机器，实现其经济利益的工具。
更深入的说，异化问题涉及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量化与抽象化的进程。
现代的商人不仅要做数以百万美元的生意，而且还要应付数以百万的顾客，成千上万的股东、工人和雇员。所以这些人不过是一架大机器中的许多小零件，商人必须控制这架机器并且计算出它的效果。最后每个人都被视为一个抽象实体和数字，在此基础上，商人对经济活动进行核算，预测生产的发展趋势并做出决策。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种冰冷的抽象绝不仅仅是针对体力劳动的工人的，而是对于每个阶级、每个群体都一样的。
对于工人来说，他们被表示为经济的生产者，提取出工作时长、节奏、专心程度、效率等等特征。
吉莱斯皮在《工业中的自由表达》中描述了这种趋势：随着设计师、微动作研究人员，以及科学管理人员进一步剥夺工人自由思维和自由行动的权利，工作变得越来越重复，越来越无需动脑筋。生命正在被否定，人对控制、创造、好奇心与独立思考的需要被遏制了，其必然结果便是工人方面的退避或斗争，冷漠或破坏，以及对于自己存在意义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