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南北统一
第一节 隋文帝代周
周武帝之生平，颇与后周世宗相似。武帝之灭齐，犹世宗之破北汉也；其破陈，取淮南，犹世宗之破南唐也；破陈而即伐突厥，犹世宗之破南唐而即伐契丹也；而其北伐遇疾，赍志身死，国祚旋移，二者亦无不相类。史事不能相同也，而其相类至于如此，岂不异哉。
陈宣帝（530—582），即陈顼，公元568年即位，在位14年，年号太建。陈氏太建北伐，系东晋南朝北伐史上的绝响之作。
武帝宣政元年，陈宣帝之大建十年也，五月，北伐突厥。至云阳，遇疾。六月，还京。其夜，死于途。（参看第十四章第八节。时年三十六。）大子赟立，是为宣帝。武帝生平，所最信任者，为宇文孝伯。（孝伯，安化县公深之子，深文帝族子也。孝伯与高祖同日生，大祖甚爱之，养于第内。及长，又与高祖同学。高祖即位，欲引置左右，托言与孝伯同业受经，思相启发，由是晋公护弗之猜也，得入为右侍上士。恒侍左右，出入卧内。朝之机务，皆得与焉。）次则王轨及宇文神举。（神举，文帝族子。）诛宇文护之际，惟三人者颇得与焉。而尉迟运平卫刺王之乱，总宿卫军事，亦称帝之信臣。（武帝寝疾，驿召孝伯赴行在所。帝执其手曰：“吾自量必无济理，以后事付君。”是夜，授司卫上大夫，总宿卫兵马事。又令驰驿入京镇守，以备非常。而尉迟运总侍卫兵还京师。）宣帝之为皇大子，武帝尝使巡西土，因讨吐谷挥。轨与孝伯并从。《轨传》云：军中进止，皆委轨等，帝仰成而已。时宫尹郑译、王端等并得幸。帝在军中，颇有失德，译等皆与焉。军还，轨等言之于高祖。高祖大怒，乃挞帝，除译等名，仍加捶楚。后轨与孝伯等屡言宣帝之短，神举亦颇与焉。（《神举传》。）而轨言之最切。《周书》诸人列传，谓皆由宣帝多过失，《隋书·郑译传》，则谓轨欲立武帝第三子秦王贽，未知事究如何，要之，诸人当武帝时，皆有权势，其见忌于宣帝，自有其由；（王轨等之死，亦是一疑案。《轨传》云：轨尝与小内史贺若弼言：“皇大子必不克负荷。”弼深以为然，劝轨言之。轨后因侍坐，乃谓高祖曰：“皇大子仁孝无闻，复多凉德，恐不了陛下家事。愚臣短暗，不足以论是非，陛下恒以贺若弼有文武奇才，识度宏远，而弼比每对臣，深以此事为虑。”高祖召弼问之。弼乃诡对曰：“皇大子养德春宫，未闻有过，未审陛下何从得闻此言？”既退，轨诮弼曰：“平生言论，无所不道，今者对扬，何得乃尔翻覆？”弼曰：“此公之过也。皇大子国之储副，岂易攸言？事有蹉跌，便至灭门之祸。本谓公密陈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轨默然。久之，乃曰：“吾专心国家，遂不存私计。向者对众，良实非宜。”后轨因内宴上寿，又捋高祖须曰：“可爱好老公，但恨后嗣弱耳。”高祖深以为然。但汉王次长，又不才，此外诸子并幼，故不能用其说。《孝伯传》：孝伯为东宫左宫正，白高祖曰：“皇大子四海所属，而德声未闻。臣忝宫官，实当其责。且春秋尚少志业未成。请妙选正人，为其师友，调护圣质，犹望日就月将，如或不然，悔无及矣。”帝曰：“正人岂复过君？”于是以尉迟运为右宫正，孝伯仍为左宫正。寻拜宗师中大夫。及吐谷浑入寇，诏皇大子征之，军中之事，多决于孝伯。俄授京兆尹。入为左宫伯。转右宫伯。尝因侍坐，帝问之曰：“我儿比来，渐长进不？”答曰：“皇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及王轨因内宴捋帝须，言大子之不善，帝罢酒，责孝伯曰：“公常语我云大子无过，今轨有此言，公为诳矣。”孝伯再拜曰：“臣闻父子之际，人所难言。臣知陛下不能割情忍爱，遂尔结舌。”帝知其意，默然。久之，乃曰：“朕已委公矣，公其勉之。”《隋书·贺若弼传》，谓弼知大子不可动摇，故诡辞以对，与《孝伯传》不能割情忍爱之说合，则《轨传》谓高祖深以轨言为然者不仇矣。孝伯虽言大子之失，而其辞甚婉。《尉迟运传》云：运为宫正，数进谏，帝不能纳，反疏忌之。时运又与王轨、宇文孝伯等皆为高祖所亲待，轨屡言帝失于高祖，帝谓运与其事，愈更衔之，是运实未尝言帝之失。《神举传》亦不过谓其颇与焉而已。乐运以强直称，其《传》云高祖尝幸同州，召运赴行在所。既至，谓曰：“卿来日见大子不？”运曰：“臣来日奉辞。”高祖曰：“卿言大子何如人？”运曰：“中人也。”时齐王宪以下，并在帝侧，高祖顾谓宪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大子聪明睿知，惟运独云中人，方验运之忠直耳。”因问运中人之状。运对曰：“班固以齐桓公为中人，管仲相之则霸，竖貂辅之则乱，谓可与为善，亦可与为恶也。”高祖曰：“我知之矣。”遂妙选宫官以匡弼之。运之言，亦不过如宇文孝伯耳。然则始终力言大子之不善者，王轨一人而已。《宣帝纪》云：帝惮高祖威严，矫情修饰，以是过恶遂不外闻，与孝伯大子比惧天威，更无罪失之说合，则宣帝在武帝世，实无大过恶。宣帝为武帝长子，次汉王赞，次秦王贽，《轨传》云武帝以汉王不才，故不能用其说，而《隋书·郑译传》，谓轨欲立秦王，其说亦隐相符合，然则轨之力毁大子，又恶知其意果何在邪？《译传》云：轨每劝帝废大子而立秦王，由是大子恒不自安。其后诏大子西征吐谷浑，大子乃阴谓译曰：“秦王上爱子也，乌丸轨上信臣也，今吾此行，得毋扶苏之事乎？”译曰：“愿殿下勉著仁孝，毋失子道而已，勿为佗虑。”大子然之。既破贼，译以功最，赐爵开国子，邑三百户。后坐亵狎皇大子，帝大怒，除名为民。大子复召之，译戏狎如初。因言于大子曰：“殿下何时可得据天下？”大子悦而益昵之。夫译以功最受赏，则谓军中之事，皆由轨及宇文孝伯者为不仇矣。何时得据天下之言，又何其与勉著仁孝之语，大不相类也？）而齐王宪，自武帝之世，即专征伐，见猜疑，（参看第十四章第五节。《宪传》云：宪自以威名日重，潜思屏退。及高祖欲亲征北蕃，乃辞以疾。高祖变色曰：“汝若惮行，谁为吾使？”宪惧曰：“臣陪奉銮舆，诚为本愿，但身婴疹疾，不堪领兵。”帝许之。果宪欲屏退，抑帝不欲其领兵，亦不可知也。）其不能见容于宣帝，自更不待言矣。帝即位未逾月，即杀宪。（《宪传》云：高祖未葬，诸王在内治服，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而诸王有异志，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及高祖山陵还，诸王归第，帝又命智就宅候宪。因是告宪有谋。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诏宪：晚共诸王俱至殿门。宪独被引进。帝先伏壮士于别室，执而缢之。宪六子：贵，先宪卒。质、、贡、乾禧、乾洽，并与宪俱被诛。《孝伯传》云：帝忌齐王宪，意欲除之，谓孝伯曰：“公能为朕图齐王，当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头曰：“先帝遗诏，不许滥诛骨肉，齐王陛下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重臣，栋梁所寄。陛下若妄加刑戮，微臣又顺旨曲从，则臣为不忠之臣，陛下为不孝之子也。”帝不怿。因渐疏之。乃与于智、王端、郑译等密图其事。后令智告宪谋逆，遣孝伯召宪入，遂诛之。孝伯既不肯害宪矣，何以召宪时必遣孝伯？孝伯又何以肯承命召宪？岂真全不知帝之将杀之邪？）明年，（宣帝大成元年。及传位，改元大象。陈宣帝大建十一年。）二月，又杀王轨。神举时为并州总管，使人鸩诸马邑。又赐宇文孝伯死。尉迟运求外出，为秦州总管，亦以忧死。（《孝伯传》曰：帝诛轨，尉迟运惧，私谓孝伯曰：“吾徒必不免祸，为之奈何？”孝伯对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为人臣子，知欲何之？且委质事人，本徇名义，谏而不入，将焉逃死？足下若为身计，宜且远之。”于是各行其志。运出为秦州总管。《运传》云：运至州，犹惧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忧薨于州。）
宣帝，史以为无道之主，然其人初非大恶，特武帝束之大严，（《纪》云：帝之在东宫也，高祖虑其不堪承嗣，遇之甚严。朝见进止，与诸臣无异。虽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帝每有过，辄加棰朴。尝谓之曰：“古来大子，被废者几人？余儿岂不堪立邪？”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每月奏闻。此等如束湿薪之教往往一纵弛即不可收拾。）而实未亲正人，又年少无学识，其举动遂多可笑耳。（《纪》言其每对臣下，自称为天。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各随方色。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用宗庙礼器罇彝珪瓒之属以饮食。此等皆孩穉所为耳。）史所谓侈君者，亦有二科：其一惟务行乐，他无所知。一则颇欲有所兴作，釐正制度。然生长深宫，不知世务。所兴所革，皆徒眩耳目，不切实际。非惟无益，反致劳民伤财。二者之诒害或惟均，然原其本心，固不可同日而语。汉武帝即属于后一类，（参看《秦汉史》第五章第二节。）周宣帝亦其伦也。《本纪》言帝于国典朝仪，率情变改；（又云：后宫位号，莫能详录，可见其所改之多。变改必不能专于后宫，史不能详记耳。）又言其每召侍臣论议，惟欲兴造变革；（又云：未尝言及治政，盖意在创制立法，而不重目前之务也。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与公卿旦夕论议，不省狱讼，亦系此等见解。此等人往往阔于事情，然谓其规模不弘远，不可得也。）即可见其欲兴作，釐正制度。其所行者，亦不得谓无善政。如即位之岁，即遣大使巡察诸州。又诏制九条，宣下州郡，（一曰：决狱科罪，皆准律文。二曰：母族绝服外者听昏。三曰：以杖决罚，悉令依法。四曰：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并仰录奏。五曰：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表其门闾。才堪任用者，即宜申荐。六曰：或昔经驱使，名位未达；或沉沦蓬荜，文武可施；宜并采访，具以名奏。七曰：伪齐七品以上，已敕收用，八品以下，爰及流外，若欲入仕，皆听豫选，降二等授官。八曰：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上州上郡岁一人，下州下郡三岁一人。九曰：年七十以上，依式授官。鳏寡困乏，不能自存者，并加禀恤。）此即苏绰制六条诏书之意。明年，正月，受朝于露门，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一洗代北之俗。（胡三省《通鉴注》曰：以此知周之君臣，前此盖胡服也。又明年，大象二年，陈大建十二年。）二月，幸露门学，行释奠之礼。三月，追封孔子为邹国公，立后承袭。别于京师置庙，以时祭享。皆可见其能留意于文教：此盖自文帝以来，即喜言创制改革，故帝亦习染焉而不自知也。然其亡谓且有害之事亦甚多。即位之明年，二月，即传位于大子衍。（后更名阐。）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冕二十有四。车服、旗鼓，皆以二十四为节。皇帝衍称正阳宫。衍时年七岁耳。帝耽酗于后宫，或旬日不出。公卿、近臣请事者，皆附奄官奏之。初诏营邺宫。大象元年，二月，停之，而发山东诸州兵，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起洛阳宫。常役四万人，迄于晏驾。史言帝所居宫殿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光华炫耀，极丽穷奢，及营洛阳宫，虽未成毕，其规模壮丽，逾于汉、魏远矣。为大子时，立妃杨氏，隋文帝之女也。即位后立为皇后。传位后，改称天元大皇后。是年四月，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朱氏，静帝所生母也。吴人。坐事没入东宫。年长于帝十余岁，疏贱无宠，以静帝故，特尊崇之。帝所宠元氏，魏宗室晟之女。陈氏，高氏隶山提之女。（陈山提，见第十四章第四节。《北史》云尒朱氏之隶，误。）西阳公温，杞国公亮之子也。妻尉迟氏，迥之孙女，有容色。以宗妇例入朝，帝逼而幸之。亮方为行军总管伐陈，闻之惧，因谋反。还至豫州，夜将数百骑袭行军元帅韦孝宽营，为孝宽所击斩。帝即诛温，追尉迟氏入宫，立为妃。七月，取法于后妃四星，改称朱氏为天皇后，立元氏为天右皇后，陈氏为天左皇后。明年，二月，又取五帝及土数惟五之义，以杨后为天元大皇后，朱后为天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而立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焉。尝遣使简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以充后宫。（事在大象元年五月，见《本纪》。）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致贵贱同怨，声溢朝野。（乐运所陈帝八失之一，见《运传》。）帝好出游。即位之年，八月，幸同州。（见第十四章第五节。十月乃还。）明年，正月，东巡狩。（三月乃还。）八月，幸同州。十一月，幸温汤。又幸同州。十二月，幸洛阳。帝亲御驿马，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并乘驿以从。仍令四后方驾齐驱。或有先后，便加谴责。人马顿仆相属。又明年，三月，行幸同州。增候正前驱戒道为三百六十重。自应门至于赤岸泽，（在长安北。）数十里间，幡旗相蔽，鼓乐俱作。又令虎贲持钑马上称警跸，以至于同州。四月，幸中山祈雨。（中山，亦作仲山，在云阳西。）至咸阳宫，雨降，还宫。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迎候。其后游戏无恒，出入不饰，羽仪仗卫，晨出暮还，陪侍之官，皆不堪命。武帝时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大象元年，初复佛像及天尊像。十月，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大陈杂戏，令京城士民纵观。十二月，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大列伎乐。又纵胡人乞寒，用水浇沃为戏。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常在目前。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入殿歌舞，与后宫观之，以为戏乐。京兆郡丞乐运，舆榇诣朝堂，言帝八失，有云：“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惟供鱼龙烂漫，士民从役，只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则其游戏举动，诒害于人民甚烈矣。游戏无节如此，度支自不免竭蹶。大象二年，正月，乃税入市者人一钱。此盖史纪其征敛之至苛者，其为史所不载者，又不少矣。
乐运之陈帝八失也，帝大怒，将戮之。内史元岩绐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也。”帝然之，因而获免。翼日，帝颇感悟，召运谓之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实是忠臣。先皇明圣，卿数有规谏，朕既昏暗，卿复能如此。”乃赐御食以赏之。则帝亦不尽拒谏。《颜之仪传》云：周祖初建储宫，盛选师傅，以之仪为侍读。大子后征吐谷浑，在军有过行，郑译等并以不能匡弼坐谴，惟之仪以累谏获赏。即拜小宫尹。宣帝即位，迁御正中大夫。帝后刑政乖僻，昏纵日甚，之仪犯颜骤谏。虽不见纳，终亦不止。深为帝所忌。然以恩旧，每优容之。及帝杀王轨，之仪固谏，帝怒，欲并致之法。后以其谅直无私，乃舍之。案帝于之仪，任之甚重，（见下。）谓其欲致之法，恐亦莫须有之辞也。斛斯征者，高祖以其治经有师法，令教授皇子。帝时为鲁公，与诸皇子等咸服青衿，行束脩之礼。及即位，迁大宗伯。上疏极谏。帝不纳。郑译因谮之。遂下征狱。狱卒张元哀之，以佩刀穿狱墙出之。此虽酷暴，然征因遇赦获免，亦未闻帝之更事追求也。然帝之用刑确不详，而又偏于严酷。初高祖作《刑书要制》，用法严重。及帝即位，以海内初平，恐物情未附，乃除之。大象元年，八月，大醮于正武殿，又告天而行焉。乐运初以帝数行赦宥，上疏极谏，及其陈帝八失，则云：“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转散。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本纪》言：帝摈斥近臣，多所猜忌。常遣左右，伺察群臣。动止所为，莫不钞录。小有乖违，辄加其罪。自公卿已下，皆被楚挞。其间诛戮、黜免，不可胜言。每笞棰人，皆以百二十为度，名曰天杖。宫人内职亦如之。后妃嫔御，虽被宠嬖，亦多被杖背。于是内外恐惧，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于终。盖帝之为人，凡事皆任情而动，又承武帝酷法之后，遂致有斯弊耳。
鲜卑立国，本无深根固柢之道，周武帝虽云英武，亦仅能致一时之富强耳，故嗣子不令，国祚即随之倾覆焉。大象二年，五月，宣帝死。帝之即位也，以郑译为内史下大夫，委以朝政。俄迁内史上大夫。译颇专擅。帝幸东京，译擅取宫材，自营私第，坐是复除名为民。刘昉数言于帝，帝复召之，顾待如初。刘昉者，武帝时以功臣子入侍皇大子，及帝嗣位，以技佞见狎，出入宫掖，宠冠一时。授大都督。迁小御正。与御正中大夫颜之仪，并见亲信。译与杨坚，有同学之旧，昉亦素知坚。宣帝不悆，召昉及之仪俱入卧内，属以后事。昉遂与译谋，引坚辅政。《周书·颜之仪传》云：宣帝崩，刘昉、郑译等矫遗诏，以隋文帝为丞相，之仪知非帝旨，拒而弗从。昉等草诏署记，逼之仪连署。之仪厉声谓昉等曰：“主上升遐，嗣子冲幼，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贤戚之内，赵王最长，以亲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备受朝恩，当思尽忠报国，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仪有死而已，不能诬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仪署而行之。案隋文帝在周世，既无大权，亦无重望，之仪安知其将篡？《传》所载之仪之言，必非实录。《隋书·郑译传》，谓之仪与宦者谋，引大将军宇文仲辅政，仲已至御坐，译知之，遽率开府杨惠及刘昉、皇甫绩、（韦孝宽外孙。为宫尹中士。卫刺王作乱，城门已闭，百僚多有遁者，绩闻难赴之。于玄武门遇皇大子。大子下楼，执绩手，悲喜交集。武帝闻而嘉之。迁小宫尹。宣政初，拜畿伯下大夫。累转御正下大夫。）柳裘俱入，（柳裘本仕梁。梁元帝为魏军所逼，遣裘请和于魏。俄而江陵陷，遂入关中。时为御饰大夫。宣帝不悆，留侍禁中。）仲与之仪见译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因执之，则更东野人之言矣。《隋书·高祖纪》：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大后丞、右司武。俄转大前疑。每巡幸，恒委居守。位望益隆，帝颇以为忌。帝有四幸姬，并为皇后，诸家争宠，数相毁谮。帝每忿怒，谓后曰：“必族灭尔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动即杀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大象二年，五月，以高祖为扬州总管。将发，暴有足疾，不果行。《郑译传》云：高祖为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尝在永巷，私于译曰：“久愿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译曰：“以公德望，天下归心。欲求多福，岂敢忘也？谨即言之。”时将遣译南征。译请元帅。帝曰：“卿意如何？”译对曰：“若定江东，自非懿戚重臣，无以镇抚。可令隋公行。且为寿阳总管，以督军事。”帝从之。乃下诏，以高祖为扬州总管，译发兵俱会寿阳以伐陈。谓高祖为宣帝所忌，全系事后附会之谈，实则当日伐陈，尚系以郑译为主，高祖但以宿将懿戚，与之偕行耳。《李德林传》云：郑译、刘昉，初矫诏召高祖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诸卫既奉敕，并受高祖节度。译、昉议欲授高祖冢宰，译自摄大司马，昉又求小冢宰。高祖私问德林曰：“欲何以见处？”德林曰：“即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及发丧，便即依此。以译为相府长史，带内史上大夫，昉但为丞相府司马。译、昉由是不平。观此，便知译、昉所以引高祖之故，而亦知高祖所以克成大业之由。盖译、昉之意，原欲与高祖比肩共揽朝权，而不意高祖究系武人，兵权既入其手，遂抑译、昉为僚属也。此译、昉之所以不终。抑高祖位望素轻，当日安知其将篡？此又尉迟迥等之起，韦孝宽等之所以为高祖尽力？彼固以为扶翼周朝，不以为助成高祖之篡夺。抑尉迟迥等之。起兵，未尝非觊觎权势，亦未必知高祖之将篡，而志在扶翼周朝也。及迥等既败，则高祖之权势坐成，而其篡夺，转莫之能御矣。此乃事势邂逅使然，即高祖，亦未必自知其成大业如此之易也。自来篡夺之业，必资深望重，大权久在掌握而后克成，而高祖独以资浅望轻获济，此又得国者之一变局矣。
高祖之骤获大权，实得武人拥戴之力。《隋书·卢贲传》：贲辑司武上士，时高祖为大司武，贲知高祖非常人，深自推结。及高祖初被顾托，群情未一，乃引贲置于左右。高祖将之东第，百官皆不知所去，高祖潜令贲部伍仗卫，因召公卿谓曰：“欲求富贵者，当相随来。”往往偶语，欲有去就。贲严兵而至，众莫敢动。出崇阳门至东宫，门者拒不纳。贲谕之，不去。瞋目叱之，门者遂却。既而高祖得入。贲恒典宿卫。当日之情形，实类陈兵劫迫，此周之宗戚，所以束手而不敢动也。观此，而知周宣帝之废尉迟运为自诒伊戚矣。东宫即正阳宫也，时以为丞相府，而静帝入居天台。汉王赞为右大丞相，高祖为左大丞相。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刘昉传》云：时汉王赞居禁中，每与高祖同帐而坐。昉饰美妓进于赞，赞甚悦之。昉因说赞曰：“大王先帝之弟，时望所归。孺子幼冲，岂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群情尚扰，王且归第，待事宁之后，入为天子，此万全之计也。”赞时年未弱冠，性识庸下，闻昉之说，以为信然，遂从之。其说未知信否，然赞即居禁中亦未必能与高祖相持也。于是京城之大权，尽归于高祖矣。
时尉迟迥为相州总管。高祖令迥子惇赍诏书以会葬征迥，以韦孝宽代之。迥留惇举兵。迥弟子勤，时为青州总管，亦从迥。众数十万。荣州刺史宇文胄，（荣州，魏之北豫州，见第十一章第四节。胄，什肥子，见下。）申州刺史李惠，（申州，江左之司州，后魏之郢州也，见第十一章第四节。）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魏东楚州，治宿豫，后周改泗州，盖史以旧名称之。）东潼州刺史曹惠达，（《五代志》：下邳郡夏丘县，梁置潼州，盖时尚未废。夏丘，汉县，今安徽泗县。）各据州以应迥。高祖以韦孝宽为元帅讨之。惇率众十万入武陟。（今河南武陟县。）为孝宽所败。孝宽乘胜进至邺。迥与子惇、祐等悉其卒十三万陈于城南。勤率众五万，自青州来赴，以三千骑先至。战，又败。迥自杀。勤、惇、祐东走，并追获之。郧州总管司马消难，（郧州，周置，今湖北安陆县。）闻迥不受代，举兵应迥。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高祖命襄州总管王谊讨之。（襄州，见第十二章第十节。）消难奔陈。王谦者，雄之子，时为益州总管，亦举兵。隆州刺史阿史那瓌为画三策，（梁南梁州，西魏改曰隆州，今四川阆中县。）曰：“亲率精锐，直指散关，（见第八章第五节。）上策也。出兵梁、汉，以顾天下，中策也。坐守剑南，发兵自卫，下策也。”谦参用其中下二策，遣兵镇始州。（西魏置，今四川剑阁县。）高祖以梁睿为行军元帅讨之。益州刺史达奚惎，总管长史乙弗虔等攻利州，（西魏置，今四川广元县。）闻睿至，众溃。密使诣睿，请为内应以赎罪。谦不知，并令守成都。睿兵奄至，谦自率众迎战，又以惎、虔之子为左右军。行数十里，军皆叛。谦以二十骑奔新都。（汉县，今四川新都县。）县令王宝斩之。惎、虔以成都降。（高祖以其首谋，斩之。阿史那瓌亦诛。）皆七月中事也。尉迟迥时已衰暮；王谦徒藉父勋，本无筹略，司马消难则一反覆之徒耳；（《消难传》云：性贪淫，轻于去就，故世之言反覆者，皆引消难云。）韦孝宽时亦年老无奢望，（孝宽平迥后即死，时年七十二。）且事出仓卒，诸镇即怀异志，亦不及合谋；而高祖所以驾驭之者，亦颇得其宜；此其戡定之所以易也。（《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沁水泛涨，兵未得度，长史李询上密启云：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饷金，军中慅慅，人情大异。高祖得询启，深以为忧。与郑译议，欲代此三人，德林独进计曰：“公与诸将，并是国家贵臣，未相伏驭，以挟令之威使之耳。安知后所遣者能尽腹心，前所遣者独致乖异？又取金之事，虚实难明。即令换易，彼将惧罪。恐其逃逸，便须禁锢。然则郧公以下，必有惊疑之意。且临敌代将，自古所难。如愚所见：但遣公一腹心，明于智略，为诸将旧来所信服者，速至军所，观其情伪，纵有异志，必不敢动。”丞相大悟，即令高颎驰驿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柳裘传》云：尉迥作乱，天下骚动，并州总管李穆，颇怀犹豫，高祖令裘往喻之，穆遂归心，高祖。《周书·穆传》云：尉迟迥举兵，穆子荣欲应之，穆弗听。时迥子谊为朔州刺史，穆执送京师。此等皆隋事成败之关键。）
周文帝子十三人：长明帝。次宋献公震，前卒。次闵帝。次武帝。次卫刺王直，以谋乱并子十人被诛，次齐炀王宪，与子并为宣帝所杀；已见前。次赵僭王招。次谯孝王俭。次陈惑王纯。次越野王盛。次代奰王达。次冀康公通。次滕闻王逌。俭与通亦前卒。赵、陈、越、代、滕五王，大象元年五月，各之国。宣帝疾，追入朝。（《隋书·高祖纪》曰：周氏诸王在藩者，高祖恐其生变，以赵王招将嫁女于突厥为辞征之。）比至，帝已死。五王与明帝长子毕刺王贤谋作乱。高祖执贤斩之，并其子弘义、恭道、树娘等。寝赵王等之罪。因诏五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用安其心。九月，赵王伏甲以宴高祖，（《周书·招传》云：招邀隋文帝至第，饮于寝室；《隋书·元胄传》亦云：招要高祖就第；其说当是。《高祖纪》云：高祖赍酒肴造赵王第，欲观所为，恐非。）为高祖从者元胄所觉，获免。（胄，魏昭成帝六代孙。齐王宪引致左右，数从征伐，官至大将军。高祖初被召入，将受顾托，先呼胄，次命陶澄，并委以腹心。恒宿卧内。及为丞相，每典军在禁中。又引弟威俱入侍卫。）于是诛招及盛，并招子员、贯、乾铣、乾铃、乾鉴，盛子忱、悰、恢、懫、忻。十月，复诛纯及其子谦、让、议。十一月，诛达及其子执、转，逌及其子祐、裕、礼、禧。而俭之子乾恽，毕刺王之弟王贞及其子德文，宋王寔，（出后宋献公。）闵帝子纪厉王康之子湜，（康武帝世为利州刺史，有异谋，赐死。）宣帝弟汉王赞并其子道德、道智、道义，秦王贽并其子靖智、靖仁，曹王允，道王充，蔡王兑，荆王元，静帝弟邺王衎，（从《本纪》。《传》作衍，则与静帝初名同矣。）郢王术亦皆被杀。于是宇文泰之子孙尽矣。泰三兄，惟邵惠公颢有后。颢长子什肥，为齐神武所害；第三子护，武帝时与诸子皆被诛；亦已见前。什肥被害时，子胄，以年幼下蚕室。天和中，与齐通好，始得归。举兵应尉迟迥，战败被杀。颢次子导，有五子：曰广、亮、翼、椿、众。广、翼皆前死。亮，宣帝时以反诛，子明、温皆坐诛。（温出后翼。）广子洽、椿、众，椿子道宗、本仁、隣武、子礼、献，众子仲和、孰伦，亦皆被杀。惟德帝从父兄仲之孙洛，静帝死后，封介国公，为隋国宾云。周于元氏子孙，无所诛戮，（见《周书·元伟传》。）且待之颇宽，（《周书·明帝纪》：闵帝元年，十二月，诏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而高祖于宇文氏肆意屠翦，读史者多议其非，然宇文氏代魏时，元氏已无能为，而隋高祖执权时，宇文氏生心者颇众，势亦有所不得已也。（《廿二史札记》云：隋文灭陈，不惟陈后主得善终，凡陈氏子孙，自岳阳王叔慎以抗拒被杀外，其余无一被害者，皆配往陇右及河西诸州，各给田业以处之。同一灭国也，于宇文氏则殄灭之，于陈则悉保全之，盖隋之篡周，与宇文有不两立之势，至取陈则基业已固，陈之子孙，又皆孱弱不足虑，故不复肆毒也。）
内外之敌皆除，隋高祖遂以陈大建十二年二月代周。周静帝旋见杀。隋室之先，史云弘农华阴人，（华阴，见第三章第三节。）汉大尉震之后，此不足信。高祖六世祖元寿，仕魏，为武川镇司马，因家焉，盖亦代北之族。然高祖时胡运既迄，文化大变，高祖所为，皆以汉人自居，不复能以胡人目之，五胡乱华之局，至此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