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张玲珑闲谈了几句，我也没有跟她说起清朝古墓的事，怕吓到她。她在病房坐了十分钟左右，就接到一个电话后走了。
我在医院里养了两天，一日三餐我那婶子都会给送来，很热情。别的都好，就是那个怪人从那天离开后也两天没回来。
我从电视上了解到的信息是定河观已经被派出所限制管辖了，不想干的人员根本进不去。这也意味着，不是调查人员，根本无从知道调查出了些什么情况。
毫无意义，定河观十六人全都吊死在大榕树上这件事。不提背后的种种恐怖，只是这件事本身的影响也十分恶劣。
从新闻揭露出来的信息里，只知道这些人都被定性为自杀。然后除了各个死者的信息外，没有任何关于红木棺的信息，这还是挺奇怪的。
我在处理完出院的事后拿着那个‘老四爷’给我的地址思索，最后决定找过去看看。我还是很好奇红木棺和清朝古墓之间的关系的。
两三百年的时间跨度，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读起来好像只是历史上的一句话，但是真要把它理清楚可要废了老鼻子劲了。
至少在民国的时候就有人下去过，而且折损了不少人。从那个墓的规模看，葬着的也不会是什么无名小卒，可是从一件陪葬品都没看到的情况来看，基本能肯定那批人应该是把东西运出去了。
就像我以前说过的，盗墓这行当，说难听点那就是损阴德的事儿。挖了人家的墓不说，值钱的东西都搬走，最后连棺材都给人拖出去了，这帮玩意儿多损哪！
提起盗墓贼我是不熟的，但是提起民国那时候的盗墓贼，有名的倒是有那么几个。一个叫孙殿英、一个叫党玉琨最后一个是靳云鹗。
在那个乱七八糟，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仨哥们那可是把大河南北的古墓大葬挖的一个不剩。民间还有传说，孙殿英这哥们把慈禧太后的墓都给刨了。
盗墓的想在民国混出些头脸来，基本都得和这三个人打交道。而他们的鼻子也因为那些手下的人脉、消息，特别灵敏。
我十分怀疑定河观底下的清朝古墓是被那仨哥们中的某一个人给盗了，至于为什么那口红木棺材又回到了黄河里，光靠猜是很难猜明白了。
闹脑子胡思乱想地想着这些，我走到了定河镇的一条古玩街，这条街也叫‘泥塘口’，意思就是这里卖的东西多半是土里出来的，也就是古董。
其实吧，这种街各个城市都有。可哪儿有那么多真古董啊？就算有，不是在博物馆里摆着，就是在有钱人家里放着，基本上能在这些地方看到的，九成九都是假的。
我啊，是个手捏不住钱的人，况且自己也知道自己没个眼劲儿，也就不往那些铺子上看，专心地找地址。
等找到那铺子一看，得，也是个古董铺子。看上去还有些年头了，各个玻璃柜里放着一些瓷器、香炉之类的玩意儿，柜子里边摆着一些古帛书的拓本，基本也就去半真半假，往家里摆着当装饰品的东西。
柜台里头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看店，但是对接待客人兴致也不太高的样子，低着头看书。我叫了他两声，他才抬头往我看过来。
我心说找你看店也是心大，这东西给偷光了你都不知道啊。
“您有什么看上眼的？”那小伙子打了个哈欠，起身说。也许他看出我不像个有钱的主，因此也显得兴致不高。
不过我也确实买不起古董，我卡里那三瓜俩枣不是张百里给的‘感谢费’，就是张家店那收的‘辛苦费’，还不够买个青花瓷瓶的。
我说：“我想来这儿找个人，有个老人家给了我这里的地址。”
那年轻人一看我不是买东西的，那兴致是更没了。懒懒地问：“您找谁啊？先说好，咱这可不是什么暗门子。”
嘿，这哪跟哪儿啊！
“不是，我找的那个老爷子叫……”我张嘴想说，可回过神发现我压根不知道那老人的名字。眼睛一转，想起阿甘对他的称呼，说，“我找老四爷，他在吗？”
“找老四爷？”年轻人上下打量了我两眼，起身往拉着帘子的屋后头走，“掌柜的，找老四爷的人来啦！”
他向里面喊了一嗓子，不一会儿走出来个中年男人。应该是掌柜，笑眯眯地给我上了杯茶后说：“您就是赵可汉，赵先生吧？老四爷特意交代过，不过您可比老四爷说的晚来了两天。”
“啊，不好意思，我在医院里头待了两天。”我不好意思地解释了一下，“我是赵可汉，掌柜怎么称呼？”
“您就叫我老袁就成。”老袁笑眯眯地说，这样的人做生意确实不错，天生给人一种亲和感。但在亲和的同时，他应该也是个很精明的人，否则也不会涉足古董店这行当。
我当然不好意思直接叫他老袁，就说：“袁老板，那我就直接说了。我其实想找老四爷问几件事，他可在这儿？”
老袁说：“欸，这您来的不巧，老四爷昨天回来过一趟今儿天没亮就走了。本来嘛，我不该多说，但是老四爷这次像是踩到了硬点子，回来收拾了点东西就急匆匆走了。不过老四爷有交代我些事，您应该是为咱村子出土的那口红木棺来的吧？”
“嗯，对，怎么？您也知道？”我问。
老袁说：“我做这行已经很久了，但是这事是听老四爷说的。民国时候那乱哪，有很多倒爷就收货给外国的有钱人，当时解放快了…咱们这儿也出了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张……张川强，外号土耗子。那人不知道是哪儿学的手艺，有嗅土知墓的本事，他服务给当时叫‘洛河’的组织，也是黄河沿岸当时最大的倒斗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