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学问，才称得上“经济学”。
如今的大宋很明显已经走上了工业化发展的道路，王安石已经敏锐地发现了这个苗头，并且在他的《经济论》中浓墨重彩地予以了描述。
大宋做学问的土壤很丰厚，常平仓，其实就是最早的“宏观调控”，一些聪明人如薛向，已经开始鼓吹“国家资本主义”，如毕仲游，已经开始建议“统一的国家统一的财政”。
而远在王安石之前，无数的大宋官员，已经在各自治理的地区，尝试过“丁银入地”，“分等纳役”等先进的经济思路。
但是这些人，或多或少都会被贴上“言利之臣”的标签，不是什么好名声。
苏油今天的“科普”，直接给高滔滔和群臣捅开了一扇窗户，言利之臣的标签，怎么都贴不到他的身上。
这尼玛才是真正的经邦治国，安民济世的要义！
无怪苏明润这么会赚钱，也无怪他从来看不上自己的财富。
这不再是“术”，这已经上升到了“道”的高度，有这套理论为指导，赚钱只是它最小最小的一点“兼职作用”而已。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苏油每到一地都能找到当地的发展道路，解释了他为何如此重视民生，解释了为何他如此重视工商矿冶，解释了他为何会对安石相公的新法提出那么多的改良意见，而到最后，几乎所有弊端都被一一言中！
因为他有一套高明的学问为指导！
今天这堂科普课，其实就跟十二平均律拔高了大宋的音乐水平一样，一下子将“经济”这个概念，拔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殿内雅雀无声，所有人都在默默消化苏油所说的内容。
只有赵煦肯定没听懂，不过司徒将群臣震成哑巴的样子，让他感到很光荣。
这种心理就跟宜秋门的乡亲们一样。
苏油不知道赵煦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只感到很尴尬，只好躬身道：“这些大约就是臣今日说思，也是臣想要在京师大学堂设立经济学院的初衷，只是这人才实在是不好找……”
吕公著也叹息一声：“的确是不好找……明润你有没有发现好的苗子？”
苏油傻眼了，四十四岁的陆佃都被你们以“少年新进”为由取消了侍讲的资格，现在来问三十九岁的我夹袋里边有没有好苗子？
斟酌了一下措辞：“朝臣里边，蔡京、曾布算是有这方面的潜力；邵伯温、晁补之、毕仲游悟性也不错；章楶臣之前只以为谋略出众，如今看其在南海的展布，从经济入手，也算是奇才。”
“不过朝臣多从科举入仕，对这门学问接触得很少，刚刚臣所举的几位，已经算是比较突出的了。”
“反倒是宗室勋贵、商贾世家，对其中之‘术’，比较熟悉。”
“比如石富、史洞修，臣以为他们理解起经济学来不难。”
高滔滔问道：“还有吗？”
苏油咬了咬牙，只好说道：“还有皇叔扬王，一直在皇宋银行任职，对金融一道也颇为精通。”
说完又加了一句：“不过皇宋银行也是大宋经济的命脉，一如水利之于农事，不知道扬王能不能抽身，去中牟提举经济学院山长一职。”
言下之意，两者不可兼得。
高滔滔是最偏心这老二的，不料现在却说道：“扬王虽然不如荆王好学沉静，但是一是为家，一是为国，利钝想必他还是分得清的。”
“那便如此办理，京师大学堂成立经济学院，明润你负责设立课题，历朝户司制度、钱粮制度、包括张公的《金融论》，荆公的《经济论》，都整理出来。”
“还有你自己，如有闲暇，亦要著述。”
苏油只好躬身：“臣领旨。”
这一次朝班时间有些长了，文彦博见司马光脸色有些不好：“太皇太后，不如先散了吧，让君实回去歇息。”
司马光说道：“臣还坚持得住，除了青苗，还有役法和委人二事。”
太皇太后说道：“台谏官近日多言除授有不当。”
司马光道：“朝廷既令臣僚各举所知，必且试用。待其不职，然后罢黜，亦可并坐举者。之前我已奏明陛下，如此尚有不当吗？”
于是散不了了，大家又开始讨论。
韩维说道：“臣以为司马公所言非是，直信举者之言，不先审察，待其不职而罚之，甚失义理。”
司马光说道：“自来执政，只需要从举到人中取其所善者用之。”
吕公著奏道：“启禀太皇太后，近日除用多失，亦由限以资格的缘故。举官虽委臣僚，然臣以为，执政亦需审察人材。”
司马光表示同意：“资格却亦不可少。”
韩维却又表示异议：“资格但可施于叙迁，若升擢人材，岂可拘资格邪？如苏轼一年数迁，谁会认为他不当？如论资格，那要待到何年月？”
说到苏轼，苏油就不得不说话了：“臣倒是觉得，三位执政所言皆有其理，何妨兼而用之？”
“元丰改制以来，朝廷各司职皆有制度，既然臣僚举荐，就当言明所荐者适合何职，然后如舍人试那般，设立专项考试制度即可。”
“如举大理寺，则试刑谳诸般；如举户部、知州，则试田政诸般；如举枢密，则试军政诸般。”
“如无举荐而有资历者，则可自举入试。”
“试中格者，再有诸司主官判以上，听其述职，并垂问听答，择优者录用。”
高滔滔说道：“司徒，要是大贤清高，不愿就试，奈何？”
苏油说道：“此等大贤，终究如凤毛麟角，制度之外，还有太皇太后和陛下谕旨嘛。”
第一千五百二十九章 司马光逝世
高滔滔顿时舒适度满点，韩维和吕公著刚刚说白了，就还是想绕开制度增加一点不受监督的人事任免权；而司马光和苏油，则是力图堵住这个漏洞。
最后苏油的妥协方案就是这个漏洞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开，但是打开这个漏洞的手，不能是宰执的，而必须是皇帝和高滔滔的。
而这种人，又必须是得到舆论公议推许的大贤，最起码得是入朝之前的王安石，和入职中书舍人之前的苏轼那种。
这就算议下了，剩下的役法之事，司马光实在撑不住，只好作罢。
丁酉，司马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谒告，自是不复入朝。
壬辰，高滔滔携赵煦临荆扬王第，母子叔侄不知道谈论了什么，最终结果就是朝廷给赵颢和赵頵的几个儿子加官，而俩皇叔离开汴京到中牟去，一个提举医学院，一个提举经济学院。
九月，丙辰朔，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卒，年六十六。
太皇太后哭之恸，帝亦感涕不已。
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
司马光病革之时，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犹皆朝廷天下事也。
司马光死后，司马康收集书案，得遗奏八纸，皆是论当世要务，还没有完成的手稿。
百姓闻其卒，罢市而往吊，鬻衣而致奠，巷哭而过，车盖以万千数。
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饮食必祝焉。
苏油在中牟刚刚安排完俩王爷，闻讯立即返回京城。
其实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息，苏油暗中松了一口气。
司马光这个人，让苏油感觉很矛盾。
对于人品没什么好说的，苏油很敬重。
真实历史上司马光做出的那些“坏事儿”，其实很多是局限于他的见识或者历史经验教训。
他没有后人对历史走势的了解和上帝眼光，因此有些评断，过于苛刻了。
就拿著名的“卖国贼”事件来说，司马光当时放弃的，只是四个寨堡，相比王安石放弃宋辽边境整整七百里疆域，其实只是小儿科。
所以要说“卖国”，王安石和赵顼可厉害多了，但是网上偏偏没有王安石是卖国贼的说法。
而且更奇怪的是，不但不指责，甚至还有无数言论为王安石洗白，说他不是参与者。
但是无论怎么洗，熙宁八年到熙宁九年割地之时，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这一点是铁的事实。
所以王安石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责任？
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论的东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东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显得“今人胜古人”。
不过不论如何，在如今这个时空，司马光的去世，让朝中只剩下了温和派，苏油将几项关键的新法一直拖到现在，没有如真实历史上那样被尽数罢废，总算是取得了一场变相的“胜利”。
这样最好，起码这个时空里，司马光和王安石两个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毁，将会比苏油穿越来的那个时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这样两个标杆，作为如今所有官员的榜样。
苏油之所以着急忙慌地赶回京城，还有一个原因，司马光临死前立了遗嘱，让苏油为他主持丧礼。
这个可是大事件，另一时空里司马光的丧礼由程颐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导致蜀洛两党大起党争，保守派内部由此彻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盘。
这样的事情苏油当然要全力压制，而且如今他也有这个实力。
程颐可以不服苏轼，但是不敢不服他苏油。
官场不论，在学术辈分上，苏油也和张载司马光王安石是同一级，而且是理学一门的开创者，嵩阳书院“天理人情”的校训，就是苏油最早喊出来的，同时他还是嵩阳书院最大的赞助人。
而嵩阳书院的外围，就是郑州理工学院、嵩阳兵工厂、大宋宗室权贵们把持的工业大基地。
苏油在这些地方的影响，毫无疑问也会反射回嵩阳书院。
真要认真论起来，程颐还得管苏油叫山长，叫师叔。
而以司马光和苏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没有一个人认为司马光的这道遗命不合适。
从调查河北开始，两人做了无数次的战友。
在司马光最沉沦的时刻，是苏油一直在不远处陪伴着他，支持着他。
这种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简单问候和关怀，不是为司马光设计了隐士田园风格的独乐园，而是苏油在陕西创造了奇迹，证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实有更好的选择，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确”。
在司马光心里，这才叫“肝胆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苏油用同样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声名地位与“政治正确”，同样是“肝胆相照”。
这就是苏油入仕二十六年，苟出来的声望与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还是那句话，国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当政者的优秀政绩，其实很多时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前任干实事，背骂名，被赶下台，继任者上台享受前任辛辛苦苦创下来的政治成果，得到天大的名声，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屡见不鲜。
如今的老百姓是不知道什么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国家财政面临枯竭国家安全遭受巨大威胁这类大命题的，他们只知道安石相公在的时候俺们的日子好苦，各种负担好沉重；安石相公去后负担减轻了不少，年年丰收大家有饭吃；司马作相后废除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生活一下子就勉强称得上舒坦了。
他们也不知道苏油对接下来几年严峻的灾害形势的预判，也不太在意并没有造成巨大威胁的前年冬旱和今年春汛，不知道接下来的继任者可能就要为司马相公这一年多来的“宽政”背锅。
因此司马光的名声，在他死后达到了辉煌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