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鼓励大家精熟政务，高滔滔还下旨，对于成绩优秀的官员普调一级俸禄，这可就太实惠了。
大名府的官员们如今对苏油之前的严加督导两次魔鬼难度的模拟考试简直感激涕零，回家又开始教育自家娃子。
什么叫书中自有黄金屋，看看你爹我就是！书读得多，太皇太后都嘉奖，俸禄也提了一等！
现在条件这么好，开学发铅笔发本子，每日下午还发饼，你们还有什么资格不好好读书？！
……
这半年来的旅程，苏油每日都写成日记的形式，如果停泊在州治，便将一段时间的日记封于密折，送往京城。
里边的事情很多很杂，有地方特产，风俗，奇闻趣事，各种职业各种行当的百姓、官吏、军士们的日常生活。
还有各地的物价差别，官员能否，交通，教育，商业，甚至娱乐，僧道……
反正无论风景人文，地方美食，遇到什么值得记录的，就写一写。
赵煦在苏油笔下，读到了一个真真切切的河北，穷人是怎么过日子的，富人是怎么过日子的，不穷不富的人，又是怎么过日子的。
他们是怎么在这片大地上一辈传一辈，经历过什么苦难，又获得过什么欣喜，有什么担心，什么需求，什么收获，什么期盼……
还有就是自己这一路之上，对四路问题的考证、研究、思索、见解……
偶尔也创作一些诗歌，记录当地的一些小曲儿，从地方史志与残碑断石上看到的一些故事，或者名人在故乡一些不为大家知晓的传说。
赵煦没法回复，因为苏油一直都在移动，最多就是在大家都守在电报机前的时候，相互发一发电报，内容都是“丙寅日前的折子收到了，我很喜欢。”“夏水已涨注意安全。”“在常山采采有无赵子龙轶事。”“仙卿漏勺咸安。”这一类简短的回复。
偶尔赵煦也会在电报中提到朝堂发生的事情，苏油手里拿到的情报，往往比汴京城外的官员们都要早。
比如九月，朝廷就起了一次波澜。
事情是从官员任免权闹起来的。
根子还在元丰改制之上。
元丰改制之后，天下所定吏额比改制前的旧额多了很多。
这是苏油给赵顼的建议，如今大宋和汉唐已经截然不同，管理细致了很多，事务也多出了很多，与汉唐粗放的政权不下乡，“太守县令承包责任制”，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
加上商业兴盛，流动增加，因此官员比汉唐多，这是正常的。
但是经过多年施政之后，朝廷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之前的设计还是过于粗放，有些部门官员偏多，有些部门官员又偏少，因此有必要做一次调整。
这就涉及到定额的问题。
公务员改革，这是真真正正的深水区。
苏辙有个手下叫白中孚，对苏辙建议：“吏额其实并不难定。以前负责这个事情的部门叫流内铨，如今更名为了侍郎左选，是事务最繁重的部门。”
“我们就拿这个部门来举例，以前负责考铨的吏员只有十来人，如今多到了几十人，这就是事务并没有增加，而用吏数倍于以前。”
“为什么呢？因为元丰改制以前，国家没有对官吏实施重法、重禄，吏员们贪图贿赂，又不愿意人多了分散收入，故而竭力办事，劳而不避。”
“今行重法，给重禄，贿赂比以前少了，吏员们也有固定收入了，因此都不忌部门加人，反而高兴于少事。”
“这就是吏额这些年来的本质变化。”
“要定下来一个部门需要多少人，其实很简单，旧法以各司的事务难易程度，一共分了七等，我们将之作为标准，繁重的工作算作一分，轻松的工作至一厘以下。”
“我们只要取逐司两个月的事务，做一个分析统计，所有事务的分数就能够定下来，再积若干分为一人。如此一来，每个部门吏额多少之限，无所逃矣。”
苏辙认为这个建议很有价值，又加上自己的思路，就是目前并不裁撤一人，只需要等待吏员年满转出，或者身故，吏员超额的那些部门不做补充，等到及额而止就可以了。
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不过十年，超额的那些部门自然就消尽。
应该说苏辙这个主张是非常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于是这个建议上报到尚书省，当时就获得通过。
数月之后，诸司的统计工作完成，苏辙又根据统计数据做成报告，以申三省。
吕大防得书大喜，认为这必将是自己任上的大政绩，特别重视，专门成立一个部门的来详定此事。
有个叫任永寿的吏员，为人精悍而滑，预先知道朝廷要进行吏额改革，提前做好准备。
每次见到吕大防，都能侃侃而谈。
这让吕大防很欣赏，即于尚书省创立吏额房，让任永寿与几个吏员筹备此事。
但是吕大防犯了个错误，想吃独食，又因为吏额房是新成立的部门，没有告知门下省，“凡奏上行下，皆大防自专，不复经由两省”。
但是高滔滔是必须知晓这件事情的，一天，内中出了两封高滔滔签署同意的文书到中书，其中一封就是同意一个部门吏额的事情。
门下省收到这封文书后，当值的吏员去找本省侍郎刘挚，请封送尚书省，不予处理。
刘挚说道：“凡是内中当时文书，必录黄过门下，照章办理就是。”
那名吏员说道：“尚书省主吏额事，径下其省已久了，这封文书是因为失误才送到了这里的。”
刘挚回答：“本省不知其它，一切当如法令。”
于是门下省便将这封文书纳入复核范围，遂作录黄，就是签署了意见，然后再转给任永寿他们。
任永寿见到门下录黄不禁愕然：“两省之前都没有参与此事，现在上面怎么出现了录黄？”
应该说任永寿还是比较谨慎的，于是去找吕大防，让吕大防通知门下省，选吏员赴局同领其事。
吕大防去找刘挚说明意思，刘挚说道：“门下行录黄那是法度，并非有意对处理此事的吏员表示不满。如今让我们两省的人去都省分功，没有这个必要。”
吕大防也就不为己甚，等到定吏额的事请下来，任永寿等获得了朝廷的嘉奖。
但是任永寿急于功利，又劝吕大防即以所定吏额，在短期内将多余的吏员裁掉，得到同意后，还按照自己的喜好和交情，私下调整诸吏局次。
被排斥的吏员当然不平，跑去御史台向刘正夫诉不平。
刘正夫立即上章，弹劾任永寿等人冒赏徇私，不可不惩，御史台众官纷纷跟进。
任永寿等因此既逐，而被排斥的吏员们诉额禄事终未能决。
苏辙知道后上书：“之前后省所详定的方法，皆人情所便，非常容易施行。到了吏额房被改掉，皆人情所不便，执行起来最难。”
“且朝廷大信不可失，应当赶快命有司改为执行便利的方法，以安群吏之志。”
吕大防也知道大家不服，只好命都司再加详定，大略皆如苏辙前议行之。
第一千六百三十二章 未来宰相
在台谏弹劾吏额房事的时候，吕大防按照制度，称疾不出。
反倒是刘挚每每都在高滔滔之前开解，陈述本末，说这件事情本来是给朝廷减轻负担，清理冗员的好办法，只是在执行上出了偏差，导致被减者鼓怨，而御史台又风闻过实。
按照苏辙的建议，改过来了就好了。
这项制度得以最终推行，其实得了刘挚的大力。
就连吕大防都感慨：“使上意晓然不疑，刘门下之力居多。”
然而官场上却开始传言两人有隙，造为朋党之论。
刘挚去找吕大防：“吾曹心知无它，然外议如此，非朝廷所宜有，愿引避。”
吕大防表示同意：“行亦有请矣。”
庚寅，奏事毕，挚少留，奏曰：“臣久处近列，器满必覆，愿赐骸骨，避贤者路。”
既退，连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请。
未几，吕大防亦辞位。
这事情却引来了吕大防一系的手下不满，认为刘挚是以去位拿捏吕大防，联合起来反对刘挚，捏造刘挚朋党。
癸酉，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对甚久，议论刘挚，甚至攀扯到了苏辙。
郑雍上奏：“挚善牢笼士人，不问善恶，虽赃污久废之人，亦以甘言诱致。”
并具挚党人姓名：王岩叟、刘安世、韩川、硃光庭、赵君锡、梁焘、孙升、王觌、曾肇、贾易、杨康国、安鼎、张舜民、田子谅、叶仲、赵挺之、盛陶、龚原、刘概、杨国宝、杜纯、杜纮、詹适、孙谔、朱京、马传庆、钱世荣、孙路、王子韶、吴立礼，凡三十人。
左正言姚勔入奏，并言挚朋党不公。
右正言虞策言挚亲戚赵仁恕、王巩犯法，施行不当。
刘挚和王巩是亲家，苏辙是王巩的推荐人，到此连苏辙都上书自劾。
但是苏辙同时也提出台谏构陷：“顷复见台官安鼎亦论此事，谓臣欺罔诈谬，机械深巧，则臣死有馀责，有何面目尚在朝廷！”
“然鼎与赵君锡、贾易等同构飞语，诬罔臣兄轼以恶逆之罪，赖圣鉴昭察，君锡与易即时降黜。”
“鼎今在言路，是以尽力攻臣，无所不至。伏乞早赐责降，使鼎私意得伸。”
丁丑，辙与挚俱宣押入对，对已，押赴都堂。
挚先出，待命于僧舍，乞赐罢免。
刘正夫大怒，上章一股脑弹劾了刘挚、吕大防、郑雍、杨畏、姚勔：“方今戮力尽忠之臣，吕、刘居其最，岂可因一二偏辞，轻示遐弃，安知其间无朋邪挟私，而阴与阳具为地者？”
然后分析了最近这场事件，认为本来起于吏额事，是吕大防处置不公，才导致这场风波。
二公本无芥蒂，而群下妄造事端，导致一场大风波。
御史台不是任何人的工具，弹劾皆须依照法度，郑雍、杨畏、姚勔拿不出证据，捏造名单，不是出于公心，不能再在台谏待下去。
弹劾吕大防的原因，却是因为吕公著、司马光、苏油、范纯仁前后四相，辛辛苦苦创立议事之制，吕大防为了以定吏为己功，独断专行，抛弃制度，导致朝中这场愈加猛烈的大风浪。
因此吕大防纵容任永寿等，是小过失，毁败前任四位宰相创立的良制，才是大错！
刘挚自作清高，为了名声不参与定吏额的祥议，同样是毁败良制，同样大错！
高滔滔对刘正夫这后起之辈是非常看重的，甚至为此特意召见，对他说道：“议论刘挚者已十八章，并非仅仅为了王巩的事情。”
“邢恕过京师，刘挚与之通简，又延接章惇之子，章惇诸子故与挚子游，刘挚亦间与之接，牢笼为它日计。”
刘正夫拱手：“敢闻刘相所言？”
高滔滔将那封信的录稿交给刘正夫：“这是刘挚给邢恕的信件录稿，上面有‘为国自爱，以俟休复’语。郑雍、杨畏以为‘复子明辟’之复，谓挚劝恕俟它日复辟也。”
刘正夫奏道：“太皇太后刷新元祐，本先帝初意，此事天人共知，朝野称颂，前后相乘，又何来‘复辟’一说？”
“故‘为国自爱，以俟休复’的复，乃明心净性，以待起复之复也。”
“正所谓‘来说是非者，端是是非人’，此郑雍、杨畏之邪意，他们的内心深处，以为太皇太后之政，乃先帝革新之反复，方可联想及此。”
“如果说子辈交往，就是朝臣沟通，那当年司徒容臣与黄裳、王仲煜、邢居、韩粹彦、韩嘉彦、苏迈、苏迟共入可贞堂，砥砺揣摩，次年皆中，其沟通之甚，不更倍于今日？”
“以郑雍、杨畏之议，则司徒也是与吕惠卿、王珪、邢恕、韩琦沟通结党的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