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官排第一，逃犯排第二，奴隶籍排在第三。
著名的卫青起初其实就是奴隶，卫青跟随别人来到甘泉宫，一位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说：“这是贵人的面相啊，官至封侯。”
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之子，只求免遭笞骂，已是万幸，哪里谈得上立功封侯呢？”
也就是说，即使是到了汉代，奴隶一样普遍性的存在。
到了唐代，则有了口分田。口分田就是国家土地在男丁出身之后分配给男丁使用，死后收回归国家重新分配的田亩制度。
到了宋代，有了官田。官田就是属于国家，交给老百姓栽种，收成后让百姓缴纳租子的田亩。
马恩他们老家，压根就没有过这样的东西。因此他的学说，也就解释不了这些东西。
因为官田的主体是国家，而且宋代官田佃户们是以佃代赋，也就是说他们和自由民一样，缴纳给国家同样份额的粮食，只不过不是以赋税的名义，而是以租子的名义。
此外也没有额外更多的“剥削”，他们与自由民的区别，只在于自由民有私产，而他们租种官地。
马说的封建社会还有个前提，那就是通过土地政策、户籍制度政策和赋役制度，严格控制人口流动，使人身依附关系极强，农民被强迫捆绑在土地上，不得迁移，只能遭受剥削。
但是华夏其实从唐末开始，这种情况就已经发生了松动。
宋朝实行的主客户户籍制度及赋役制度，这些制度相比前朝，对客户大为有利，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大大减弱。
这本身是由于生产力与商品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后，政府鉴于实际情况，不得不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给予劳动力流动一定的自由。
这样客户既可以选择成为商业手工业的雇工，也可以选择做农业佃客。
因此这一时期的租佃制，客户也已有迁移的自由。这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天圣五年，宋仁宗就下诏规定：“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毕日，商量去往，各取稳便。
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这些情况，与马说的定义都不一样，如果一味地以西套中，只要稍作研究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似是而非。
只能说，中国特色的“华夏封建”，其社会复杂性，可能远超马说所定义的“欧洲封建”。
苏油自打穿越过来，在这方面就一直下着苦功夫，一直在认真研究自己穿过来的这个时代，而不是上来就大刀阔斧咣咣咣几板斧。
因为那样失败的概率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而且就算是成功，也不过是让自己加入了这个循环——英雄成功屠龙以后，自己就变成了新的恶龙。
只有结合实际，参考大宋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思想体系、文化程度，世俗民风，从这个基础出发，考察成熟后，再去制定相应政策。
而不能天马行空地生搬硬套后世的所谓“先进经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基础决定上层，不要指望仓廪不实的百姓知礼节，守法度，那是不近人情，是不可能的。
从后世穿越到以前的人，绝不会喜欢以前的制度，但是要改变它，却绝不是简单照搬。
因为你得先研究清楚，支持后世那些制度存在的广泛社会基础，在你穿越过来后，是否依然存在。
如果没有，那就还是筑基阶段。
因此苏油才苟了几十年，大宋如今才有了能够跟上自己思路，发挥创建的蔡京、章惇。
这两位只是露出海面最显眼的冰山而已，他们的底下，是理学和理工已经培养出来的一个相当巨大，能将他们拱到现在这个位置的阶层。
这个阶层还在持续不断地成长和壮大，已经渗入全社会的方方面面，渐渐朝着一个阶级演化。
用蚂蚁咬死巨龙，而不是以英雄取而代之，这才是真正的“屠龙术”。
这套方法到现在已经日渐成效，即便是雪域高原上的布达拉宫，都不能不受其影响。
这些年，佛教在高原上的传播越发兴盛，阿令京的弟子前往各地的传法人，出名的有五十四位，被誉为四梁八柱十哲三十二椽。
在吐蕃向雄王者永当八世意多坚赞彻底皈依佛教，邀请西路弘传活佛禅师阿令京于大昆寺驻锡、译经之后，当地统治者们似乎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统治方式——政教合一。
而在另一个时空，吐蕃也的确是于这个时期完成此事的引入的。
吐蕃长期的割据与纷争，给了红衣佛教最大的市场，上层统治者需要一种方式来扩大势力范围，凝聚人心。下层贫苦大众需要精神寄托，文化渴求，以及思想皈依。
在修行的过程中，阿令京发现自己师尊受禅宗“顿悟瑜伽”的影响，导致了一些问题，因此反对顿悟，主张渐悟。
倡导通过广建宗教建筑，亲身参与其中，体之劳之，用这样的方式来坚定信仰，修行佛法。
之后则通过寺庙传播佛法与知识，这才是善法，而不是不传播善法的“邪知见”。
这套办法成果卓著，很快吐蕃大地上，林林总总修建起两百来处佛寺、佛塔。
佛教重新在吐蕃兴盛起来。
去年三月，溪哥统领边厮波结以吐蕃兵六千余人归顺宋朝。
以此为信号，羌塘、纳仓、乌敢诸酋，也在红衣和尚们的大力宣传和鼓励带领下，相继遣使兰州，亦求内附。
朝廷命赵禼妥为接待，并命董毡嫡子蔺逋比，邈川大首领温溪心幼子巴温为先导，与吐蕃各势力进行接触。
五月，阿令京抵达布达拉宫，吐蕃主陇拶举行了盛大的皈依典礼，同时表示愿意信佛附宋。
吐蕃就此和平入宋，堪称水到渠成。
然而此举在很多人看来，对大宋并没有什么切身利益，只是青年皇帝好大喜功的表现。
不过既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大臣们也就随了皇帝的开心。
但是苏油早就跟赵煦做过科普，司马学士曾经的那套说辞是要不得的。
国家的疆域，有的地方是钱粮库房，有的地方是门户锁钥，不能偏废。
吐蕃虽然可能千年之后都还要咱们扶贫，但是对于华夏民族的地缘保卫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赵煦也同意这个观点，于是隆重封赏了陇拶为赞普，以阿令京为吐蕃佛主，拨款三十万贯，在尼色日山下为其修建吉祥须弥寺。
命青唐都护李兰、统制苗履，帅师三千，护送金册赴逻些城。
诏书是乙丑这天发出去的，大宋中书舍人苏轭童鞋，在写完这道诏书后，就跟皇帝请了假。
和自己小师妹李易安，在汴京城低调地结婚了。
漏勺是皇帝的小伙伴，易安是皇后的手帕交，他们的婚事搞得这么低调，让赵煦感觉有些不开心。
不过皇后却能够理解，毕竟现在司徒的影响力太大了，要是他在京中，漏勺的婚礼怕是想低调都低调不了，现在赶紧将婚结了，是最好的。
但是无论皇帝还是皇后，其实都想多了，漏勺只是想尽量多的拥有属于自己的二十天婚假，而不是耗费在迎来送往之上。
结婚是有假期的，漏勺准备趁此机会，带着易安，跟自家哥当年一样，来一趟旅游。
另一个时空的易安，早年的诗词颇多欢乐和开朗气象，南渡之后，才转变为哀婉消沉。
而现在竟然来了个神奇的颠倒，漏勺治理广东的几年里，易安的词多写闺房婉约幽怨，闯下了赫赫大名，而最近却又开始变得欢乐和开朗起来。
第一千七百八十八章 小两口
即便是如今的宋朝，对于女子文采出格还是颇为忌惮的，毕观虽然替苏油作了《伦理》和《训类》，但是人多将《伦理》归苏油，《训类》归毕观。
无他，就因为《伦理》是古文，《训类》是白话文。
易安的词作个性太鲜明，这是无法遮掩和转嫁的，李格非担心自家女儿词作流布天下，引来苏油和漏勺反感，特意将女儿的词作收集起来交给苏油，同时写信跟他解释。
大意就是我家易安虽然喝酒赌博填词制曲骄傲任性自由奔放，但她的确是个好姑娘。
苏油拿到信后不由得直乐，老李可真是想得多，你还能比我了解你女儿？
于是开始誊录词作，给大苏、黄庭坚、秦观、贺铸、晏几道寄过去。
这个大家都给看看，都给评评，反正我是要给易安出版发行的，名字都定好了，就叫《漱玉集》！
给了评论的，我都会附加在词集之后。
先说好啊！今后《漱玉集》大名得传，可不是我们家易安沾你们的光。而是你们，有一个算一个，通通都沾了我们家易安的光！
于是秦观首先就不服了，论作词我们可从来没有怕过谁，我才不信易安担得起司徒如此之高的评价，这摆明了就是因为李家穷给不起嫁妆，司徒故意在这儿哄抬人设呢……
待到看过之后，秦观也不得不服气，集子里边，诗笔虽然稍弱，而词令则极婉秀，且亦妙解音律，无一字不协者。
这就叫“实倚声之正宗”。
秦观回忆了一下身边周围的人，似乎、好像、就连二晏、欧阳、苏、黄、周、柳，包括自己，都不是敌手……
晏小山最感兴趣的是里边的“白话词”，其中翘楚就是那首《声声慢》，还有“知否知否”这等妙到毫巅之句。
白话如家常般自然，却处处出新，合声押律得毫无琢磨痕迹，这已经开宗立派的水平和现实。
说起来还有个笑话，李妹崽曾经将那首著名的《醉花阴》寄给当时远在广州的漏勺，漏勺读过后，觉得自己的水平与之相比，好像也就只差那么一点点，于是也搞了几十首。
蒋之奇也是大行家，漏勺很想知道自己的水平和师妹相比究竟如何，于是便将师妹刚刚寄到那首《醉花阴》里的“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三句，也掺合到了自己所创作的这些词中，拿去给蒋之奇点评。
蒋之奇欣赏完漏勺的词作后说道：“子衡啊，依我看来，这些都是不错的。不过其中有三句，却如香檀植于别户，孤云独占高峰——喏就是这里，’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非圣手不能制也。”
以漏勺堂堂探花之才，也只能掩面而走。
而且小妹崽乃是文学全才，除了词作独树一帜外，史论诗也让苏油非常赞赏。
苏轼的学生，翰林学士张耒曾经做了一首长诗，叫《读中兴诵碑》，感慨天宝年间事。
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
撞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
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
举旗为风僵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
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
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胶龙字。
天遣二子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
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
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
君不见，荒凉语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这首诗张耒很得意，当时黄庭坚、潘大临等皆有和作。
苏油作为史论诗的大擘，也收到了张耒的诗作，不过他没有时间去和这么长的诗歌。
自己写不香吗？为啥要找虐？
结果没几天漏勺的信也来了，爹呀，张学士那诗，小师妹和了俩，一首算我的，一首算你的，先给你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