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爷是新党的支持者？”听乐天言，张纯孝问道。
乐天摇头，笑问道：“乐某自政和八年为官至今，张府尊可曾听乐天对新旧两党任何一派出言支持过？”
细想这位乐公爷少年得意幸进，又有偌大的才名，言行自然为人所侧目，细想之下乐天还真没参与新旧党争之事。张纯孝下意识摇了摇头：“不曾。”
“我朝有新旧党争，但前唐也有牛李党争，但牛李党争使前唐中兴，而我朝新旧党争却使朝廷陷于纷乱！”乐天继续说道，说到这里将目光投向张纯孝，问道：“张府尊可知是何原因？”
“请公爷示下！”张纯孝拱手道。
“自宣和三年到宣和七年，乐某被黜职夺爵赋闲在家，心中一直思虑此事，多少也有些感想，今日便与张府尊说出来。”乐天言道，又笑道：“当然，乐某只是一家之言，其间定有不当之处，还望张府尊斧正！”
“公爷谦虚了！”张纯孝忙拱手道：“公爷博学朝野皆知，是下官聆的公爷教谕。”
乐天也不客气，直接言道：“我大宋新旧党争和唐代的牛李党争有何不同？乐某觉的之间最大区别，就是一条：唐朝人比我宋人更负责。
唐朝牛李党争双方，虽说各有私怨利益，但国家大事面前，都是负责任的政|治家，关键时刻常能顾大局。而我朝的新旧党争，与之一比却差得远，到了最恶劣的时段，更是只讲私怨不顾国家，尤其是其中一方，更是节操尽碎。”
听乐天这么斥责大宋新旧党争，张纯孝心中一愕，显然乐某根本没把新旧两党放在心上。
“至于这个差别有多大？可以先看看唐代的牛李党争。”乐天继续言道：“唐朝牛李党争，双方代表人物为李德裕与牛僧孺，这二人一个是名门大族出身，一个草根身份，各自拉起一干队伍，多年来朝堂上互掐不停，惹得无数后人纷纷瞧热闹。但这二位一天二地仇的政|治强人，却也有个同样的身份：俱是治国干才！
虽说出身不同，政|治主张也各有差异，但放在前唐的国事之中，李德裕和牛僧孺，都堪称担当大任的好手，且都有清正廉洁的好品质。以为官表现论，绝对都是官员中的楷模人物，治理政事水平更拿得出手，李德裕治理剑南，牛僧孺治理鄂中，全是满满辉煌的好成绩。比起历史上那些满嘴唱高调的所谓清流人物来，这二位都是优秀的实干者。
如此优秀人物，互相掐起来，自然也是高招迭出，牛李两党相争的二十七年间，大唐的朝堂就变成了擂台，一会是李德裕把牛僧孺踹翻，过几年后牛僧孺又把李德裕揍趴下，二人相继浮浮沉沉，互相拆台的事情也做了不少。牛僧孺更闹出一桩槽点，把李德裕从吐蕃手里浴血收复的维州，竟然拱手还给了吐蕃，闹的大唐颜面尽失。
虽说这事做的糟糕，但牛僧孺随后就用一种办法，证明了他从不逃避的品质：慨然承担了丢失维州的责任，主动引咎辞职。这不止是敢作敢当，更是肩起国务责任的勇气。以一身的担责，平息维州争端后朝堂无谓的争论，把国家政务拉回正规。虽说这件事上，牛僧孺的战略预判犯了错，可这负责任态度，着实无错！”
“公爷所言不差！”旁边的张纯孝也忙言道：“牛僧孺与李德裕二人争斗二十余年，虽说是为闹剧一般，但贯穿始终的，同样是这负责任态度，无论李德裕还是牛僧孺，一旦当政后，都会把对手狠踩痛贬，但是唯独不会贬的，就是对手已经见效的国务政策，下官每当读史时，也对二位前辈深感敬佩。”
“是乐某在张府尊面前献丑了！”乐天言道：“但不得不让人承认的是，正是牛李两党在互掐的二十多年中，那一段时间的唐王朝，也就出现了一幕奇景异象：在牛李党争的白热化期间，前唐却一度走出困境，有了唐朝武宗皇帝的会昌中兴和宣宗皇帝的大中之治。”
“公爷所言极是！”张纯孝忙道：“武宗皇帝时前唐己呈现颓末之势，但正是有牛李党争，才有了前唐末期这晚霞一般的辉煌。”
乐天点头，随之话音一转：“依乐某来看，前唐牛李党争是为良性之急，但我朝的新旧党争，不能算做为国为民之争，只能算做朋党之争、害国之争。”
张纯孝点头道：“公爷所言甚是，我大宋党争表面上看来是为变法的新旧党争，实则渐渐演变为朋党之争。”
乐天继续言道：“我朝朋党之争，从仁宗皇帝年间初现，仁宗朝起我朝面繁荣，其实却已不堪重负。国家财政连年赤字，行政效率低下，朝堂上冗官扎堆，国防危机四伏，已经是不改不行的地步。时范仲淹公实行改革，然终因阻力太大而被废止，此时是为我朝朋党之争初现时期。
我朝月党之争，真正的白热化时代，是从王介甫变法开始，此时的大宋三冗愈沉，若再不除弊革新，会呈垒卵之势，而以司马光为首的一群老臣们，却只知道给新登基的神宗皇帝唱高调。这才叫年轻的神宗皇帝忍无可忍，慨然启用王安石，拉开轰轰烈烈的熙雍变法。
但随着变法的开始，北宋的朋党之争，也迅速的高涨起来，早年唱高调的司马光一伙，摇身变成了反对变法的顽固派，与王安石麾下的变法派玩命死掐，呈水火之势……”
张纯孝言道：“公爷，蔡相既为新党，我朝于太上皇初年得势，蔡相更曾劝太上皇立有元佑党人碑，对旧党大加贬斥，但民间百姓却对司马光相公等人极力褒扬……”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有人赞同就有人反对，王介甫变法自是难有免操之过急之处，或是错漏之处！”乐天点了点头，向张纯孝问道：“但司马光的朝中盟友文彦博的一句话，不知张府尊可曾听过？”
张纯孝问道：“这位文相公所说的是何话语，请公爷明示！”
乐天言道：“文彦博文相公曾言，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公爷所言是为何意，下官不明白。”张纯孝不解。
“大宋的天下，是天子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所以在司马光、文彦博等人的眼中看来，变法触动了自家士大夫的利益，所以一定要罢掉新法，哪怕是毁了大宋的前途，也要抱团与变法派玩命，这才是新旧党争的根源，也正是其的恶劣之处。”乐天一针见血的指出。
被乐天说到了反对变法的根基之上，张纯孝沉默下来，许久后才说道：“这些是下官从未曾想过的。”
随后张纯孝继续言道：“仁宗朝时，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相继被排挤出汴都，莫不是也因此等原因？”
乐天点头道：“不错，仁宗朝时庆历新政也是因此原因而废止，只不过反对新政的政敌们没有置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于死地。但在神宗皇帝驾崩之后，司马光掌权，将新党顶着反对压力坚持了十五年已经取得成效的新法统统废除，将王介甫生前的得力助手，变法派的重要人物蔡确，更被旧党们罗织罪名害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了彻底踩倒变法派，号称忠君爱国的司马光，竟连大宋国家尊严都不顾，在我朝已经掌握对西夏战争主动权的大好形势下，主动谄媚示好，将北宋将士浴血收复的西夏六寨割给西夏。
蔡确等人之死的血仇，还有旧党等人对哲宗皇帝的不敬重，导致哲宗皇帝亲政后重用变法派，继承王安石蔡确变法遗志的变法派干将章惇，在这场朋党之争中，掀起了对旧党们最惨烈的报复：大批旧党官员被株连论罪，已经去世的司马光被追夺一切赏赐册封。就连支持司马光的高太后，都险些在死后被废掉尊位。大宋朋党之争，就这样一步步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
“可是……在我朝仍有许多人对以元佑旧党为荣。”张纯孝犹豫着说道。
乐天言道：“所谓的士大夫也就是官僚地主，而变法动的就是他们的利益，这些士大夫世代为官，掌握着官府舆论舌簧，家境富裕家中多出读书人，自然要为自己涂脂抹粉。”
北宋亡国后，历史上许多人将王安石当做北宋亡国的罪魁祸首，实则是理学兴起保守派占据舆论主导权提出的论调。
“公爷所言甚是！”张纯孝应道，思虑片刻接着说道：“哲宗皇帝亲政之后，以章惇为首的变法派虽对守旧派开始了惨烈的报复，但在推行新法的同时，对旧党的施政举措也是去芜存菁，尽力吸纳，绝不做司马光割让土地之举，哲宗朝我大宋一度攻克横山占据优势，为宣和朝一举灭掉西夏打下坚实基础。”
对此乐天叹道：“正是因为这种你死我活的党争，毁掉了大宋立国的政|治根基，整个官场成了劣胜优汰的逆淘汰状态，奸堂上奸人蠢官扎堆，而太上皇当政年间又喜好丰亨豫大，朝中佞臣极力逢迎不知劝谏，我大宋才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直至现下有灭国之危。”
有一点乐天没有提及，唐代虽己科举取士，但朝中官员多取豪门望族子弟为官，这些官员出身名门，为了家名誉，这些官身上保持着温文尔雅的君子气质，举止更是注意家族声誉，不会为了私利而全盘否定对方立场。
而自宋代以科举取士，名门望族的士族门阀己经彻底没落，官员出身于平民草根，身上多了些流氓气质，以至于自宋之后朝代的官员，可以说都是流氓士大夫阶层，而到了明代更是出现了文官们结队在朝堂上为了政|见争执而扭打一团，将士大夫的流氓禀性暴露的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