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命运里东挪西凑，借来的十几年。
葬礼过后，她便再吃不下一口饭。大概葬礼前的饮食起居，都只为维持基本生存，吊着一口气，送走她女儿。年轻时在书上读到过，哀悼，作为一种仪式，恰是为了体面地告别丧失，使自己从悲痛的异常状态中恢复过来。然而，亲朋好友的哀悼结束后，她的哀悼方才真正开始。
明羽是一如既往地住校。永毅则是一如既往地上班。从表面上看，家庭毫无异常，唯独她知道，这大房子是从内里蛀空了的。明理逛街买回来的碗筷，是空；明理不小心落在她房间的围巾，是空；明理的卧室，周周打扫，日日通风，然而拧了门走进去，依旧只见得灰尘在空中飞舞，伸手一抓，摊开掌心，便四散逃逸，什么都抓不住。
她从抽屉里翻出明理先前买的食谱。闲着在家的时候，明理最喜欢捣鼓这些，一个人做，全家人吃。说好了考上大学，春假一起钻研，现在已经没那机会，她便自己做。烤年糕的粘牙，糯米圆子的细滑，羊羹的清香，珍珠粉圆弹性十足，抹茶饼干里的苦涩则是一笔带过，蜻蜓点水似的。她坐在桌前，从头到尾，挨个儿尝过去。嚼两口，便咽下。不知道是太久没正常吃饭，还是那天实在吃得太多，晚上躺在床上，只觉得有东西堵在喉头，进退两难，她翻来覆去，最终只能冲进卫生间。
进门之前还没想好要做什么，关上门，空气清新剂的气味涌进鼻子，像拿长杆搅动人的胃。她对着马桶呕吐起来，咽下去的糯米食已看不出形状，只能隐约辨认出一些颜色。四十来岁的人了，她本是不想哭的。然而生理性的泪水，到底牵动出满腹的委屈，她几乎要嚎啕起来，牙齿磕在手上，又换了湿毛巾堵住嘴，哽咽着弯下腰来。
她的女儿不在了。或许也只有这时候，人才敢回过头。那一回头有那一回头的惊心动魄。她心想：明理的病，是我的问题吗？是我逼她太紧，还是我没发现她的压力？要是早一点——
外面传来脚步声。她来不及反身上锁，门便被推开了。永毅加班回来，正想到洗手间洗脸，却蓦地和她打了个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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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么都不知道？”
母亲的故事太长。时间的长度有时会掩盖事态的复杂，把二十多年的波澜抽象成短短的一句话。结婚生子，中年丧女，如此而已。平日里，早川从未有过探究的念头，此时一听，竟隐隐起了些愧疚之心。前面的叙述，一个挨着一个，她插不上话。这会儿终于有了追问的空隙。然而话一出口，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便更愧疚了。
母亲侧头望着她，目光温柔，笑她没长大似的：“你在上学呢。”
轻飘飘一句，便把所有都带过了。
“四目相对，你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怎么。他哦了一声，走了，临睡关灯的时候，大概是想了一会儿，问我要不要去看医生。我一晚上没睡着，第二天和他去医院。医生说，这是焦虑症。其实我之前就有感觉了，只是不愿意承认。大女儿得双相，也就算了，学习压力大；我这个做母亲的，又得焦虑症，算什么意思呢？”
“不过既然查出来了，就好好治疗。你爸刻薄归刻薄，关键时刻还是能派用场的。医生是他的大学同学，神奈川数一数二的大夫。人不错，开完药之后，建议我们去做心理咨询。”
“他建议我们一起去，最后你爸没去，我去了。去了才发现，我这个年龄的主妇，是心理咨询中心的常客。抑郁的、躁狂的、焦虑的、酒精成瘾的，什么问题都有。”
“咨询师问我，这种状态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我条件反射要说明理的意外，想了想，又觉得可以推到更早之前。”
主妇的一天是从清晨六点开始的。全家最早起床，洗漱过后，便到厨房准备早饭和便当。丈夫和女儿各自有不同的口味，打包三份，又要送女儿上学。回家之后，才能坐到桌边解决早饭。漫长的白天自有无数事情要做：十个垃圾桶，光是分类、套袋，就能耗去一小时；赶上按时出现的垃圾车，《梦中的婚礼》旋律远去，洗衣机里的衣服也刚刚完成脱水，晾上湿的，收起干的，分门别类，送往不同房间，顺便整理早起时来不及叠的被子；中午饭可以讲究，晚饭则不能，十点前往菜市场，按照家里人的喜好卖菜，一天的分量不够吃，三天的分量则不新鲜，两天去一次是最好的，碰上请客和节日，则要预先列出食物清单……
“看上去充实，其实只是瞎忙。尤其后来你和明理长大，不用接送之后，我白天就是一个人在家。”
常常觉得这一家人就像是客人。她买菜买酒、煮汤烧饭，大家热热闹闹地最下来，吃完，人走了，留给她一堆吃剩的碗碟。偶尔明理会帮忙打下手，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厨房里，把空盘洗净了，叠在一起，边缘对齐，心想这一日终于应付过去。
窗外有许多季节交替的声音，从水泥墙缝里钻出来，要静下心才能听见。太阳照着窗户格子，阴影在地上缓慢趟过去，要盯着一处才能看见。明理在的时候，她一心想着那锦绣前程，耳畔是锣鼓喧天，眼前是花团锦簇，明理不在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她才听见、看见。
“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最近在干什么。我哪里好意思说自己把自己弄进了医院，只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她从公司辞职了，现在一个人开了工作室，问我能不能去帮忙。刚刚开张，没什么活，时间很自由，唯独一点，钱不多。我直接答应了，就像从家里逃出来一样，去她那里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