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北宋时期的“义利之辨”开始了,张载作为关学掌门人,屁股站在了支持搞钱的这一方,也就有了刚才的那番话。
回到正题,卓敬以“北宋五子”的话语来回敬汪与立,从立题到立意,可谓是无懈可击。
而且虽然理学通常主张“古人胜今人”,但荀子这个教出了韩非、李斯两个徒弟的古人,在儒家体系里显然是有点特别的,所以汪与立也不好说荀子就比理学创始人之一、孔孟道统传人的张载更对,否则《明报》断章取义一下,明天头版头条就成了
——“金华学派掌门人师道先生认为荀子远胜孔孟”。
听着台下的一片喝彩之声,汪与立闻言面色不变,苍老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他本来就没指望靠着刚才的出招直接秒杀卓敬这种级别的大儒,若是卓敬支支吾吾答不上来,或者没有相对完美的解法,其实才是怪事。
毕竟,义利观是儒学的核心命题,都被各个学派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吵烂了,说句夸张的比喻,正反双方辩手的答案若是写在纸上,怕是比鹅湖里的水都沉。
他静静地等待着卓敬的回合发起。
卓敬看着跪坐在当面的汪与立,轻轻开口说道。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
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
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反人之情矣。
孟子谓‘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
吾幸蒙太祖高皇帝拔擢,跻身于庙堂迄今已有十五年矣。
太祖高皇帝曾与吾言: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
今乡里愁叹之声尚犹未息,百姓常有冻饿之虞,岂非太祖高皇帝未曾施仁义于天下乎?”
卓敬的反击,是在说利和欲都是正常该谈论的,光说利和欲,而不以礼规范,那么其实是违反人之常情的,所以孟子说“何必曰利”是过激的。
而下半段则是拿亲身经历举例,老朱跟卓敬说过,“老百姓没吃的,就算有礼义也白扯,教化不了”。
嗯,看得出来,这句话确实是老朱能说得出口的,毕竟他是有切身经历的,一家人基本都被饿死了,自己也差点饿死,饿死的时候,礼义确实没法当饭吃,所以老朱朴素的治国理念里,对于这一点看的很清楚,反复地给身边的近臣提及,属实是好心。
然后卓敬又问,如今百姓经常受冻挨饿,叹息声从未停息,难道是老朱没有给天下施仁义吗?
话里话外拿老朱来当挡箭牌,可谓是跟铁铉在济南拿老朱的牌位来阻止朱棣攻城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这也确实是老朱一贯的治国理念。
此言一出,汪与立顿时脸上一黑,心头暗道好一个无耻小人,我枉当你是君子。
这怎么反驳?难道要说老朱是错的?命不要了?
朱棣自己说老朱错了不要紧,可你一个外人要敢当着朱棣的面这么说,我看你是嫌自己家里的族谱太厚了。
汪与立陷入了长考。
楼上,朱棣听了层层转述的话语,和善的笑了笑。
只见朱棣向身后的朱高炽问道:“你觉得卓尚书能赢吗?”
“不好说。”
朱高炽诚实地说道:
“义利之辨儒家从董仲舒开始,便是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从西汉到北宋,主流的定义都是说要‘重义轻利’,而非绝对忽视‘利’,或者‘义’与‘利’相对立如果汪与立拿之前的说法,避开纠缠,寻本溯源,是有机会扳回来的,如此一来两个回合的试探算是结束了,汪与立很有可能出杀招,接下来万一卓尚书接不住,就有可能会输。”
在儒家传统的义利观,也就是汉儒的主要观点,从《盐铁论》(在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以贤良文学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另一方,就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的大辩论)以后,就是“义利两有”,但是“重义轻利”。
也就是说,汉儒既承认人们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但同时主张对于人们追逐利益的行为通过道德的准绳来评价,同时要求儒士“耻于言利”.汉儒还是相对务实的,不拦着人们搞钱,但是对搞钱不给予高评价。
朱棣微微蹙眉,反问道:“那你的意思是,北宋以后,‘义’与‘利’相对立?”
“是。”
“为何?”
“啊这.”
还能因为啥?
当然是因为完颜构建炎南渡以后,抛弃父兄,以“莫须有”的罪名冤杀岳飞,签订了《绍兴和议》,宋金两国东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从此“南自南,北自北”。
如此一来铁血大宋的三冗问题就被神奇地解决掉了,而偏安一隅的南宋财政情况极大富裕,而南宋的理学家们不需要面对搞钱的压力,自然就可以重新站在道德高地上对着“利”指指点点,甚至将“义”与“利”、“天理”与“人欲”彻底对立起来。
至于燕云、两河、关陕、中原、山东、淮北等地的汉人百姓,都说了“南自南,北自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陈亮想倡导事功之学,收复中原,那我一定要把你驳倒、驳臭。
哦,忘了说了,辛弃疾那首著名的《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里面的“陈同甫”,就是事功之学也就是实学的代表人物,陈亮。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梦里想去吧。
所以,汉唐-北宋-南宋,关于“义利观”的思想脉络转变,便已经是一目了然了。
汉唐的主流是“义利两有,重义轻利”;北宋有张载主张“利之言利,犹言美之为美,不可一概而论”,也有二程主张“和于义乃能利物”;到了南宋朱熹则是极为偏激地主张“君子只见得义,小人只见得利”。
而这一切哲学思想的转变,都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而产生的,与时代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
事实上,当“义利观”的转变与时代的经济条件紧密结合的时候.难道不已经是一种答案了吗?
等朱高炽给朱棣解释清楚的时候,汪与立也终于结束了思考。
一滴汗水从他的额头滑落,坠落在团垫上晕染开来,汪与立的脸色已经有些微微发红了,老年斑显得异常刺眼,显然刚才的思考耗费了他大量的脑力。
事实上,辩经跟围棋是极为相似的,国手对弈,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绝非妄语,而像汪与立和卓敬这种上了年纪的老人相对跪坐辩经,还是在万人瞩目的环境下,对生理和心理更是双重考验。
不过卓敬的优势是,他比汪与立更年轻,身体素质更好。
汪与立八十多了,他“才”六十多。
汪与立缓缓开口,声音已经有些嘶哑:“二程有言,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太祖高皇帝固然德被四海,天下赤子莫不感其恩德,然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
前面的意思很简单,不用翻译,唯有汪与立的最后一句话,引用自《朱子近思录·卷七》第二十六条,原文是:“孟子辩舜、跖之分,只在义利之间。言间者,谓相去不甚远,所争毫末尔。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才出义,便以利言也。只那计较,便是为有利害,若无利害,何用计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趋利而避害(后续同上).”
这里要注意的是,大儒辩经,引用的先贤话语绝不是随便引用的,不是说觉得哪个应景,就用随便拽一个,而是在回答得体的同时,都有着更深层次的涵义作为给对手挖坑的陷阱,如果对手水平不够品不出来,无法在回答时及时避开,那么下一个回合,这个陷阱就会马上变成杀招。
汪与立之所以引用朱熹的话,是因为朱熹引用了孟子关于“舜、跖之分”的话,而为什么孟子的话很重要,稍后再解释,先说朱熹这句话的主旨涵义,也就是朱熹把重点放在了“间”上,朱熹认为这个“间”,说明舜、跖二人相距不远。
意思是说,孟子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区分的并不是很远,一般情况下对于义、利二者的判断,只能表明了二者是同时存在于人心,因而说天下之常情是俗人的通用标准,而圣人则从不计较利害,也就是在义与利之间不做计较。
换言之,就是巧妙地用朱熹的解释,绕开了卓敬拿老朱当的这面挡箭牌。
所以翻译结束,汪与立是想说,像大明太祖高皇帝这样的圣人,凡事只以“当为或不当为”而定,从不想“利”,因而虽然太祖高皇帝说了“利”,但这个“利”其实不能狭隘的理解为利害,只是他作为皇帝要当为,所以才说。
另一侧的观众席。
“原来是这个意思。”
经过了曹端的解释,之前惨败于他手里的江南士子,方才恍然大悟,而后愈发惭愧了。
“若非您的讲解,我恐怕根本听不明白师道先生话语里的深刻含义。”
另一名士子感叹道:“那是自然,也就是师道先生处惊不乱,卓尚书的提问太过凶险,有些小人之心了,毕竟陛下就在旁边看着,若是稍有不慎,无法完美地绕开太祖高皇帝,给出合理的解释,恐怕陛下一怒,金华学派都会化为齑粉。”
“师道先生的机锋非止如此。”
同样在下面观众席休息的高逊志冷不丁说道。
“还有别的含义?”这回连徐老都有些惊讶,因为他也仅仅想到了曹端刚才那个维度,没意识到这里面还有更深的涵义,而徐老看着曹端毫不惊讶的样子,心里更是升起了几分异样的情绪。
曹端是在不懂装懂,还是他早就看透了,只愿意恰到好处地解释一层涵义以免显得自己太过优秀,引来更多地妒忌?
“当然。”
高逊志资历够深、地位够高,他不在乎这些装逼就完了。
他淡淡地解释道:“孟子所说的舜、跖之分,有个典故想来你们都听过,也就是孟子说,闻鸡而起,孜孜不倦行善的,是舜一类的人;闻鸡而起,一刻不停地求利的,是盗跖一类的人。因而孟子说,二者只在义利之间。”
这不是什么生僻的典故,在场学理学的,当然都听过,所以他们显得有些费解。
“您的意思是?”
“这是孟子说的。”高逊志看似说了一句废话。
“那又怎样?”
见众人实在愚钝,曹端闷声解释道:“道统。”
当曹端开口后,方才有聪明人陆续明白了过来。
道统!
这里便是说,孟子地位提高并非宋儒搞的,而是中唐的韩愈搞“古文运动”为了恢复道统,重视《孟子》一书,主张提高孟子的地位。
韩愈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思想,原文太长,简单来排序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而孟子死后,道统失传。
到了北宋,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不同,虽然庆历新政的时间更短,但范仲淹和欧阳修是有水平的,他们开始急剧地抬高孟子的地位,来统一当时理学诞生前的混乱思潮。
而理学继承了韩愈的“孟子道统论”,王安石更是将孟子政治地位提高,亲手把孟子抬进了配享孔庙的行列。
所以,汪与立给卓敬挖的坑,就是等着卓敬顺着他的话反驳孟子的说法,从而把道统论抛出来压人的同时,再以王安石变法来隐喻今日姜星火主持的永乐新政,后续的杀招,一定是藏在这里面的。
当然了,汪与立的杀招到底是什么,高逊志和曹端也很难猜出来。
但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场辩经擂台赛,经过漫长的互相试探、较量,马上就到了杀招见胜负的时候了。
就在这时随着天边的海东青落地,几名锦衣卫从诏狱里疾驰而出,随后慌张地弃了马,通报之后,直接登楼觐见朱棣。
“陛下不好了!”
前来汇报的锦衣卫百户举着手里的纸条,汗水已经快要把自己浸润的模糊了,等他登楼见到朱棣的时候,嘴唇都在剧烈的哆嗦着。
“怎么了?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朱高燧训斥道。
锦衣卫百户脸上的笑比哭都难看,他刚要开口,就被朱高燧示意噤声,来不及解释什么手里的纸条直接被朱高燧夺了过去。
朱高燧匆匆浏览一眼,登时面色大变。
“父皇。”
朱高燧贴在朱棣的耳边说了几个字,朱高煦隐约听到了“火药”,但朱棣的面色却极为沉稳。
出乎朱高燧的意料,朱棣只是叉着腰轻蔑的笑了笑。
“暴昭的这点伎俩,你就被轻易唬住了?他在真定大营四年,与我们作对了四年,用的同样的伎俩还少吗?”
“派人去搜,这栋楼宇和周围的楼宇,锦衣卫早就提前多少天检查封锁好了?地下也扣了数口大瓮日夜窃听,就算有火药,又怎么可能在我们脚底下?”
朱棣最后下了结论:“这定是调虎离.”
话音未落,忽然远处的一间平房民居传来了“嘭!”地一声巨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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