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流民遍地，还不是王府太多。
但这些不能说。
“平叛之事先不急，京师调粮地远，所以他在请求朝廷，附近的军粮是否能暂借一用。”
齐承遂心说也就前任阁老还这么提。
他略微忧心的说：“阁老，湖广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问题终归是要解决。”
其实他说的这个东西，杨一清又何尝不知？
大明自洪武年间到处分封藩王，许多地方赋税都供了王府，除此之外王府还要侵占地方田地，湖广和当初的北直隶一样，也是官田比例极高，所以形成今日这般局面，也是难免。
第五百五十七章 藩王与藩王间的基尼系数
提起藩王禄米与地方财政这个问题，那真是有的说。
藩王禄米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从朱元璋时就开始困扰朝廷。
洪武九年，朱元璋给亲王的岁禄是5万石，钞两万五千贯，此外还有锦、绵、冬夏布匹、盐和茶等。
这个时期，亲王的职责和权力远远大过永乐以后。因为朱棣造反，所以绝不能以永乐以后的藩王处境去想象洪武年间。
实际上，在明朝当王爷，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时期不同的人那真是完全不一样。
洪武年间，有九大塞王之说，便是因为朱元璋将各个儿子分封于边镇，拱卫中央。
九大塞王之中，比较厉害的像是老二秦王（西安）、老三晋王（太原）、老四朱棣（北平）、老十三代王（大同），以及最近那个造反的安化王的祖宗，老十六庆王（宁夏）。
因为朱元璋是开国的皇帝，第一代人少，而且他能管得住这帮龙子龙孙。所以他敢于赋予藩王更多的职责，让他们承担一些事务，为朝廷做做贡献，做事多拿钱多，还能将就理解。
另外一方面，人少，每人5万石对于朝廷来说也不是个事。
然而这个当时看起来还算过得去的政策，很快就演变成了一种负担。
从朱元璋时代就开始的负担。
首先要给出一个总概念：朱元璋坐天下三十一年，最初有24个王爷，1个郡王，至他驾崩时，各类爵位的宗室成员有58个。
所以在他生前，就已经感受到这个增长有些不对劲了。
洪武二十年九月，朱元璋下诏：亲王府岁给米五万石，其茶、盐、布、絮等物悉罢勿给。
到了洪武二十八年闰九月，朱元璋又认为现在‘子孙众盛’，而且天下军民开支较往年倍增，所以他下旨：量减各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
具体来说，原先亲王的五万石禄米减为一万石，郡王由六千石降为二千石，后面的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等等，像什么奉国中尉，按道理讲，他也是朱元璋的子孙，但管不了了，一年二百石，打发了事。
这次‘降薪’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就是郡王嫡长子，承袭郡王者‘岁赐比始封郡王减半支给’，就是说你不是原装的郡王，那就只有一千石。
如果仅仅是这样，似乎也还不错。
嘿嘿，哪里那么容易。
洪武二十八年的这次‘降薪’，是明发旨意，那么就给吧？
当时的户部尚书名为郁新，他上奏皇帝，说：亲王岁米既有定议，请令有司如数给之。
朱元璋一想，有些地方还是贫穷的，不能如数给啊！
所以下令晋王、燕王、楚王、蜀王、湘王，如数给与。代王、肃王、辽王、庆王各府民少赋薄，岁且给五百石。只有一个嗣秦王，因为他年纪小，不能饿着，所以下令‘有司月进’。
你看，老朱皇帝再残暴，他对老百姓还是好的，他知道各地情况不一样。
所以也有人认为，明朝宗藩消耗禄米不大，你瞧嘛写在旨意上是一万石，但根本没给齐，于是得意洋洋认为旁人史学功底不深，没有仔细研究。
可这种逻辑本身就有问题——如果确实消耗不大，那为啥不给齐呢？
实际上，朱元璋带头搞得‘拖欠工资’行为，使得自他以后各朝宗藩的禄米都有较为严重的拖欠现象。
从宣德到比较护短的弘治，再到出身宗藩的嘉靖，他们全都拖欠宗藩禄米。
道理很简单，给不起。
洪武年间有58个宗室成员，到永乐年间即增长为127个，80年后，正德年间的宗室成员数量为2980个。
为啥能精确到个位数，因为这2980人都是有记载的。
到嘉靖后期，宗室成员数量增长为3万，到万历年间，《明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三十三年，玉牒宗支共计一十五万七千余位。
听起来比较惊人，只看一个具体事例便明白了，弘治五年，陕西巡抚抚杨澄禀报：山西庆成郡王至今年8月，已生育子女94名。
到了正德年间，庆成王自己也搞不清楚究竟生了多少人，甚至要上奏朝廷请求就自己这一家进行人口普查。
这种数量，怎么可能发得了足额的禄米？
然而这种欠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宗室犯罪问题。
所以在正史之中，翻开有关宗藩的记录，经常就是越级上奏、赴京请乞，哪怕皇明祖训已经明文规定，不许王府直接上奏朝廷。
再有就是擅改本折，勒索纳户。因为禄米是三分本色，七分折色。朝廷是严禁各王府擅自改定本色、折色的兑换比例的，但王府才不管这些，他们要么谎称米质低劣，乘机盘剥百姓，要么不遵官方定价折算，且往往会高出市价三、四倍。
更绝的是，有的王府不愿意要本色，更愿意要折色（也就是银子），所以强令百姓将本色折银。银子毕竟方便一些，可以当作‘酒食燕游之费’、‘赌博淫荡之资’，有的宗室刚刚领到岁禄，转眼间就能‘俱归债主’。
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抢劫，所以有王府的地方，百姓往往是苦不堪言。
而且不仅是百姓，宗室禄米拖欠也直接激化了藩王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一些宗藩开始冲击地方衙门，凌逼府臣，甚至冲进衙门里进行集体抢夺。
正德九年，沈府辅国将军朱勋沤、朱勋澧就曾‘率众入仓挞官吏’。
嘉靖三十七年，代府广宁等王府宗室因索禄米不遂，于是围攻布政使衙门，并打伤左布政使。
嘉靖四十一年，韩府众宗室也是以索禄米不遂，殴伤平凉知府。这件事闹得极大，嘉靖皇帝下令惩治首恶，要韩王把本宗犯罪之人抓起来，结果韩府宗人多有不服，公然驱赶押送人员，然后攻击平凉府衙。
这些史实都可以表明，
明代藩王在地方基本是无恶不作，啸聚官府，凌辱地方官员，抢掠百姓，造成百姓惊惧不安，甚至攻击府衙这些事情已经让社会不再‘四方安定’，成为动乱的因子。
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宗藩已经成为财富的奴隶，自从宣德以后的大部分宗藩问题都是因为银子。
但是，确实也有过的好的藩王，比如弘治对待自己的兄弟就特别的好，动辄就是一万盐引、三百顷土地这种赏赐。
总得来说，和皇帝关系越近、越受皇帝宠爱的藩王，日子就过得很好，像万历皇帝赏赐福王的财富那也是个天文数字。
所以藩王和藩王之间的贫富差距非常巨大，这是个基本事实。
言归正传，湖广承宣布政使司，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湖南一带。
别的省份，藩王一个两个就已经是大祸害，湖广藩王还尤为集中，是明代分封建藩最多的一个省份。
洪武三年，朱元璋第五子楚王朱祯是最早受封湖广的藩王；
此后还有辽王朱植封荆州；
岷王朱楩封武岗州；
襄王朱瞻墡初封长沙，后移襄阳；
荆王朱瞻堈初封江西建昌，正统十年徙封到湖广蕲州；
吉王朱见浚封长沙府长沙县；
兴王朱祐杬封湖北安陆；
寿王朱祐榰就藩德安；
雍王朱祐枟弘治十二年就藩衡州，这家伙辟山移土建造雍王府，形成了一条繁华街巷，还好在正德二年死了，且没有子嗣，朱厚照直接除了藩。
上面只是亲王，实际上还有一些郡王之类的，比如华阳郡王，他是第一代蜀王的次子，按照降级袭爵的规矩，他就在澧州当了郡王。
再往下什么镇国将军，实在没有办法细数。
所以湖广王府、官府所占有的官田比例极高，成化年间，就有荆襄流民起义，一直到明末结束，明朝始终未能妥善处理好荆襄流民问题。
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明朝处理藩王问题就是隔靴搔痒。
而在杨一清看来，自从天子上次有了‘限制藩王财富’的念想以后，本朝倒是有可能大大缓解藩王给朝廷带来的财政压力。
因为本朝皇帝没有亲生的兄弟，关系一远，那就不一样。
但他也只敢用‘缓解’这样的词汇。
藩王子弟都是宗室皇亲，太祖血胤，哪怕皇帝也不会动辄就杀人除藩。弘治三年，皇帝命令宗室不得盗用别宗名义，冒支禄米，惩罚的措施是革去所支禄米十分之二。
这叫什么惩罚？
还不如不出，不出倒是可以灵活的给他定个罪名。
现在，正德皇帝也没有和他具体商量过怎样限制藩王财富。
但这个‘圣心’，好些人都知道，也有好些人在抓。
藩王凌辱地方官员，欺压百姓，很多文臣早就对其不满，只是碍于皇帝所以只得忍气吞声，现在皇帝态度有变。
这件事自然就成了又能迎合圣意，又能给自己出气，且还能造福百姓、留下清名的一项‘大好事’。
兵部尚书齐承遂以往从来没有提过什么湖广之事，今天却敢说‘湖广不能总是这样’便是有这样的背景。
杨一清是内阁首揆，自然也不会轻易将此美事拱手让于他人。
“你觉得应以湖广为契机？”自己人，他问得也就直接了。
齐承遂也不隐瞒心思，“湖广藩王最多，且又有于乔公为巡抚，只要将于乔公这几封奏疏做做文章，不愁此事不大。”
“老夫也有此意。”
谢迁这几封请粮的奏疏的确有一种瞌睡了递枕头的感觉。
按照皇帝的脾性，地方官只要说得出理由，请求调粮是会允许的，本身户部还有专门用于赈灾的银子，没有粮还可以买，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粮朝廷可以调，湖广这些事情，朝廷也可以查。
湖广熟、天下足，这么一处鱼米之乡老是缺粮，朝廷为什么不能以堂堂正正的名义去清查实际情况呢？
只要查出来结果，这事自然就能闹大。
“有阁老的话，下官便心中有数了。回头下官便亲拟奏疏，请求朝廷如清理军屯一样，清查湖广借粮之事。”
“方法可以，不过时间再延缓些，陛下已经递了口谕，眼下宁夏正在清理军屯，又有安逆造反这类逆事，此事不宜再兴大案。”
这……
齐承遂有些焦躁。